中西新闻范文（精选10篇）
中西新闻 第1篇
一、中西会议新闻报道的新闻价值观不同
目前中西新闻界均认为, 新闻价值至少包含五种基本要素, 即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 (人情味) 。具体到会议新闻报道中, 中西新闻媒体都比较注重其时新性和重要性, 但西方媒体在注重时新性、重要性的同时, 也特别强调接近性和趣味性。
在时新性方面, 对重大会议新闻的报道, 如今的中西重要媒体基本可以做到即时播报、当天报道甚或次日报道, 使新闻具有24小时的新鲜感;在重要性方面, 中西媒体的会议报道则有所不同, 西方媒体 (如美国、日本等) 在版面安排上以会议新闻本身的重要性来安排, 即使国外的重要会议新闻也可以上头版甚或头条, 而中国媒体, 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 则按照“先国内、后国际”的原则安排播报顺序或版面, 国际会议新闻很少有上头版或播报头条的。
在新闻价值诸要素, 西方媒体更偏爱趣味性和人情味, 以达到与受众阅读 (视听) 心理上的接近性。因而, 在报道会议新闻时, 西方媒体尽量从人情味的角度出发, 深挖会议新闻细节, 把庄重、严肃的会议新闻报道得轻松活泼、有声有色、富有趣味。而中国媒体的会议新闻报道一般按会议程式规范报道, 比较严肃、呆板。比如2004年11月29日, 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4年12月6日一篇题名为“由中国抢先日本一步赢得成功”这样报道这次会议:
一列由14辆轿车组成的车队向万象最豪华的饭店疾驰而来, 前来迎接这批乘客的人们微笑着鞠躬致意, 还有24名身着老挝传统服饰的女子组成的迎宾队在此恭候。
听到嘈杂之声, 饭店旅客们纷纷好奇地伸出头来看个究竟。这是在欢迎某个电影明星还是镇上的某个著名摇滚乐队?当看到所有的忙碌只因一位身着深色西服的62岁老人时, 看热闹的人群多少有些失望。然而对于中国总理温家宝来说, 这个场景已司空见惯。他正领导着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体, 而这个国家在亚洲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攀升。
因此, 上周东南亚国家联盟在万象举行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议时, 温家宝成为此间一颗耀眼的明星便不足为奇了。
就在温家宝享受着明星般的待遇, 亚洲领导人和公司老总们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同他进行5分钟的会面的同时, 他的日本对手却只能扮演次要角色。这难道不令人纳闷吗?想想看,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掌管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过去还是该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东盟秘书长王景荣说:“这些天, 人们句句不离中国。”
如果你想登上头版头条, 让投资者们纷纷来索取创业计划书, 那就在你的公司或产品的名字上加上“中国”这个字眼。这丝毫不亚于5年前人们争先恐后地在所有东西的末尾都加上“.Com”的那股热潮。中国同东盟签署的一项协议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众多商品削减关税, 从而为在5年内建立一个覆盖世界1/3人口的自由贸易区铺平了道路。
可以看出, 美国记者报道的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尽量使重要的地区性会议新闻“软化”, 即淡化时效性, 而强调人情味和趣味性, 该报道从欢迎温家宝总理的场景导入, 突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攀升和会议中签署的协议及其作用, 把住了会议的亮点, 并运用悬、疑、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 突出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和日本地位的日渐下降, 把一个庄重严肃的国际会议写得妙趣横生。
下面是新华社记者对该会议新闻的报道:
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 (10+1) 29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东盟10国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本次会议东道主、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政府总理本南·沃拉芝主持。各国领导人回顾了东盟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合作的进展情况, 明确了新形势下双方关系的发展方向。
温家宝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全方位合作》的讲话。
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东盟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本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增进欠发达国家能力建设方面做出的重要努力, 欢迎温家宝为加强双方合作提出的一系列倡议。
会议发表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
会后, 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温家宝和东盟各国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新华社对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报道, 按硬新闻的标准进行规范报道, 时新性强, 新闻六要素齐全, 按照会议程序对该会议内容进行了全面而简单的扫描, 逻辑层次清晰然而行文比较平淡, 缺乏生动的会议细节, 重点不太突出, 看不到出彩之处。
同时, 新华社的这则会议报道立足于中国的立场和角度, 紧紧围绕中国在该会议中的活动、地位, 在报道中蕴含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外交政策, 泼墨如水, 而缺乏他国的会议活动内容, 把受众紧紧局限于中国。这一方面体现了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策在新闻价值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不利于开拓视野, 使中国媒体的会议新闻报道难以走向世界。
二、中西媒体会议新闻报道的角度不同
1. 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
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倾向性反映到新闻实践中表现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负面报道所占比例问题。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素有“第四权力”“无冕之王”的传统角色定位, 以对政府实施监督为责任和天职, 并以“看门狗”和“耙粪者”的角色为职业荣耀, 所以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是以暴黑揭丑的负面报道为主要特色, 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他们从受众兴趣的角度出发, 认为报纸对读者来说, 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新闻题材比正面题材的新闻具有“更大的”兴趣。西方传媒学者约翰·马丁认为:“报纸之所以对负面新闻感兴趣是因为这种新闻有一种缺憾, 而有缺憾的东西才更有吸引力。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假如人们生活在一种平静和谐的世界和正常的秩序中, 那他们就感受不到什么是震撼, 当这种平静与和谐被破坏时, 心灵的震撼便接踵而至。”
尽管我国媒体近年来加强舆论监督力度, 产生了很多批评性或负面报道, 但正面报道仍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特别是在会议报道方面, 中国媒体更强调正面报道, 以引导舆论, 促进社会平衡、和谐和稳定。
2. 官方角度与平民化视角
试看中西媒体对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道。
《人民日报》2009年7月9日头版在题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意大利拉奎拉开幕”中报道:
本报意大利拉奎拉7月8日电:八国集团首脑会议8日在意大利中部的拉奎拉开幕。
八国集团轮值主席、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当天同出席会议的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领导人共进工作午餐, 标志着本届峰会正式开始。根据会议日程, 首日将就全球经济、反恐、核不扩散、粮食安全等主题进行磋商;次日将举行八国集团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埃及领导人对话会议;第三日重点讨论非洲问题和世界热点问题。
出席本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及各种对话会议的还有联合国相关机构负责人、欧盟领导人、非洲联盟领导人及相关人士。
美国之音网站7月8日的报道全文为:
为期三天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的拉奎拉市召开。当地4月曾发生地震, 导致至少300人死亡。
预计八国集团领导人将重点讨论全球经济衰退, 以及经济稳定到什么程度才停止以大规模开支刺激经济的措施。
美国和英国估计会警告说, 世界经济仍然很脆弱, 因此不能终止刺激措施。德国则将会寻求八国集团承若结束代价高昂的经济刺激政策。
八国领导人还将讨论贸易、气候变化以及援助发展中国家等问题。议程估计还包括伊朗和洪都拉斯的政治危机等。
法新社7月8日“关于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图片新闻报道为:
7月8日在罗马, 英国乐施会成员戴着八国集团领导人的面具, 打扮成厨师模样, 往“锅中的地球”倒“二氧化碳调料”, 以此抗议八国集团的气候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新闻报道就是反映新闻事实的一个片段、一个剖面, 选择会议新闻报道的角度既体现国家利益、立场和对待正、负面报道的态度, 也反映记者的观察能力、发掘能力和综合水平, 找准了角度, 就能从庄重严肃的会议新闻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能贴近受众的新闻事实。从这三家媒体对2009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道中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站在政府的角度, 按照会议程式从正面对该会议进行报道, 没有稍微具体的会议内容, 看点不是很强;美国之音从负面角度报道该会议, 导语中首先指出会议地点拉奎拉市曾发生导致至少300人死亡的地震灾难, 接着是报道会议重点讨论“全球经济衰退和刺激经济”的措施, 以及贸易、气候和伊朗、洪都拉斯的政治危机等, 这些问题比较重大和严重, 能够刺激受众的眼球, 提起受众的精神;而法新社则干脆以幽默漫画的形式, 从负面角度讽刺了八国集团的气候政策。这也说明, 西方媒体报道会议新闻的角度善于从受众的兴趣和习惯出发, 以平民化的角度进行报道, 打情感牌, 以贴近受众的眼球和心灵;中国媒体的会议新闻报道多注重程式化的叙述, 以正面报道为主, 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从受众的角度来说, “受众很容易受到传媒的影响, 有些影响不是稍纵即逝, 传媒中各种人物角色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个人喜好对受众的影响是长久的。”近年来, 国内媒体尤其是都市报类媒体, 也善于从受众的角度出发, 比较注重平民视角, 比如, 在近三年的“两会”报道上, 《新民晚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的平民化视角亦可圈可点, 诸如以专栏形式截取会场内外代表的点点滴滴, 以瞬间定格的画面记录代表委员们颇具特色的细节等, 颇有感染力。
三、中西媒体会议新闻报道的内容不同
报道内容是会议新闻报道的实质部分, 最能体现媒体的报道策略和报道态度。对于能够彰显政府、集团、组织、社会团体以及领导者的政策、思路、观点、态度的会议新闻报道, 中西媒体都比较重视。
1. 篇幅:冗长乏味与简短精干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 受众的阅读 (视听) 方式多为“时间短、随手翻”。会议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硬新闻, 要求报道出手快、篇幅短、信息含量集中。因而, 比较短小精悍的会议新闻更容易为受众接受。西方媒体从受众需要出发, 会议新闻报道普遍以三五百字居多, 篇幅较长的也控制在千字以内。与西方媒体相比, 中国媒体的会议报道篇幅普遍比较冗长乏味。以2009年7月11日“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为例, 《人民日报》在2009年7月12日头版并转二版报道了2364字 (版面字数) , 如果加上头版左下角提示框的文字, 版面字数达3000字。该文这样报道:
本报长沙7月11日电 (记者×××) 7月的三湘大地, 满目葱郁, 生机盎然。7月11日上午,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等海峡两岸各界人士5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贾庆林发表了题为……的演讲 (全文见第二版) 。贾庆林说……
贾庆林指出……
贾庆林强调……
贾庆林指出……贾庆林就此提出五点意见……
贾庆林最后表示……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发表了演讲。他说……
吴伯雄表示……
而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11日题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开幕”的报道, 报道突出“文化教育”主题, 篇幅只有624字 (版面字数) , 全文如下: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7月11日在湖南长沙开幕, 大陆学生到台湾上学话题将成热点。
国台办主任王毅和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主持了论坛开幕式,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出席了仪式。据报道, 论坛共有500人参加, 其中台湾代表有270多人。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
吴伯雄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词说:“本着文化与交流的立场, 我们主张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求学, 并且承认大陆学历, 同时也鼓励两岸学校与学生之间展开研究与教学的合作, 并推动交换学生计划。”
贾庆林也说, 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 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相对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还显得滞后, 两岸同胞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隔阂和误解。他说:“这种局面应当改变, 需要两岸有识之士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从《人民日报》和英国广播公司对“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的报道可以看出, 中方媒体的报道比较冗长和程式化, 西方媒体会议报道比较简洁、重点突出。或曰, 这次会议内容是海峡两岸, 本着接近性的原则, 大陆媒体报道的篇幅理应长一些, 然而, 即便是本次会议参与方之一的中国台湾通讯社、媒体, 在报道该论坛开幕时, 也比较简洁精悍。比如, 中国“台湾中央社”7月11日的报道, 版面字数只有260字;台湾《中国日报》7月11日的报道, 版面字数也仅300字。主要原因在于, 中国港台媒体在会议新闻报道上模仿和参照西方媒体的报道经验。中国媒体会议新闻冗长乏味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会议新闻报道的历史传统和传统的思维、写作习惯影响, 严格按会议程式报道, 不敢越雷池一步;二是许多受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认为, 会议新闻报道篇幅的长短是衡量会议重要性的尺度;三是“懒”字作怪, 不深入会场内外捕捉细节, 只是在材料中寻章摘句。而西方记者采写会议新闻习惯于选择小角度, 突出最有价值的新闻内核, 尤其是善于提炼新鲜、反常、冲突性的会议内容, 避免全景式报道, 避免一、二、三、四罗列的排浪式报道。
2. 结构:直线式与曲线起伏式
相对而言, 中国媒体的会议新闻报道比较程式化、模式化。而西方媒体的会议报道更讲究记叙结构层次的变化, 有一定的幅度和活力。再以《人民日报》和英国广播公司对“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的报道为例, 《人民日报》的报道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的传统会议报道模式, 即:导语部分强调会议时间、地点和出席人员;然后大篇幅摘录会议领导人的讲话内容, 常用的连接词汇是:领导人某某指出, 领导人某某表示, 领导人某某强调, 领导人某某补充说;最后, 列举了会议主办单位、主题内容和主持人, 以及一串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各界人士等。或者把“会议主办单位、主题内容和主持人”部分放在导语中, 把“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放在报道的结尾, 等等。而西方媒体的会议报道会议主题突出, 在结构上有层次感, 比如, 2009年7月27日,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29日的文章聚焦于该会议中的气候问题, 文章有冲突、有对比、有原因解释, 还有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问题和官员评价等, 篇幅虽然不长, 但比较起伏跌宕, 错落有致。其报道如下:
题目:美中两国在对话结束时不乏欢声笑语, 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任何进展
美中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此刻抗击这场全球衰退的斗争使两国越来越接近。但当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时, 特别是气候变化的问题, 情况就不那么好了。
周二在华盛顿结束的为期两天的高层对话上, 美中两国官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仍相争不下, 而这个问题是奥巴马总统关注的重中之重。全球变暖在布什政府期间没有受到多少重视。
美方力促中国就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作出承诺, 并对美国清洁能源技术开放中国市场, 这一努力遭到中方抵制。
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对记者说, 中美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 国情不同, 历史印记也不同, 因此他认为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尽管面对镜头不乏微笑, 并有种种迹象体现出相互间的尊重, 但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中仍存在利益冲突, 而这只是其中之一。例如, 中方官员对美国不断膨胀的赤字深表担忧, 因为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将会使他们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价值缩水。
两国有时间解决围绕赤字、人权、伊朗和朝鲜核扩散以及减少中国经济依赖向美国出口等方面存在的紧张关系。但是美中两国就气候变化取得进展的最后期限正在临近。为了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气候变化大会, 美国希望及时与中国达成协议。
奥巴马政府负责气候变化的特使托德·斯特恩说:“我们正艰难前行。在这个问题上, 有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容易。但是我的确认为我们会达到目的。
不过, 中国大陆媒体近两年来在会议报道的结构上有所改进, 比如2009年的“两会”报道, 《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注意了结构上的变化, 将代表委员的观点和新闻事件及背景加以区分, 分别设置小板块, 诸如“现象”、“调查”、“声音”、“链接”等, 以小标题、小段落的形式, 变“长曲”为“短歌”, 增强了报道的节奏感,
3. 内容:面面俱到与主题集中
在报道内容方面, 中方媒体的会议报道比较求全, 注重面面俱到, 常常大篇幅引用会议主要人物的报告、讲话, 因而缺乏侧重点, 主题不太突出;而西方媒体善于选择比较新鲜、反常和对比性、冲突性较强的会议内容, 从某个侧面深入报道, 主题和观点比较集中。比如, 前文提到的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29日对“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的报道就集中在气候方面, 围绕这一有利益冲突性的敏感问题泼墨如水, 抓住了中美气候争端的来龙去脉, 突出文章主题;而中国媒体对同一会议的报道则在中美关系、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朝核安全、发展问题等方面分散用力 (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7月28日3版、7月29日3版、7月30日3版) , 显得冗长乏味。
中西灾难新闻报道理念比较研究 第2篇
2010-02-26 09:57:35
由于中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着意识形态、历史人文背景以及媒体功能认定等方面的冲突和差异，中西方媒体对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也有所不同。我们所说的灾难性新闻的报道理念，就是指媒体和记者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所采取的报道方式、报道思想，以及对灾难本身的看法。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理念进行比较：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方面表现为信息发布的快速性和公开性。这一点西方记者向来比较注意。西方国家非常看重媒体的社会环境监测功能，同时媒体最关注的也是这种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只要发现有涉及公共安全或者涉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异常情况，媒体就会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秉承的理念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无所不能的西方记者甚至连捕风捉影的灾难也要报道出来，哪管它仅仅只是传说呢。像美国炭疽袭击，最后就证明多是谣言或恶作剧。中国新闻界向来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像灾难这样的“负面报道”要遵从统一口径，等到政府批示之后才开始报道，时效性明显不强。但是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以5·12地震为例，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就发布了第一条确认地震的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32分钟后直播《关注四川地震特别节目》。36分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断原有节目插播地震消息，19时电台推出特别直播《汶川紧急救援》，全面关注灾情和救灾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向灾区最前线派出得力记者。从5月13日起，四川省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适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快速、及时地向国内外发布抗震救灾的最新情况。经由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不间断的覆盖式报道，5·12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公开，成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的一个典范。
报道的内容
我国记者擅长波澜壮阔的全景式素描，西方记者则注重事实和细节的仔细描摹。中国媒体一向认为“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对于灾难的报道向来多停留在全党全国救灾的宏观场面，突出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全民面对灾难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在写作上善于从小切口入戏，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展开对灾区灾情的报道。2000年春夏，巴基斯坦南部遇到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井水干涸，河流枯竭”，人们饮水困难，不少人和大牲畜渴死。美联社记者在报道当地灾情的一篇电讯中这样写道：“在巴基斯坦南部一个名叫巴西马的小镇，农民布希罗因再也无钱买水买粮，一家人身陷绝境，夫妇二人万般无奈，不得不把15岁的女儿扎胡拉从老远的家乡带到集市上，等着有人把她买去当佣人或者是做新娘。赶集的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布希罗悲哀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都快要死了。如果卖掉她就能救活家里其他20口人。”尽管最终扎胡拉逃脱了被卖的命运，但是作者通过描述受灾地区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人的故事，把旱灾的严重性，救援的急迫性，以及灾难给当地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苦难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了。
表达方式
我国记者在报道抗灾救灾的同时，不仅通过客观的叙事描写来表达主题思想，还会通过抒情议论等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感情。2005年6月黑龙江局部地区连续暴雨引起沙兰镇洪水肆虐，《光明日报》的一则新闻《洪水无情人有情》这样写道：“灾难来得那么突然。一场猝不及防的山洪,在大地上留下了淤泥与悲恸。但在灾难中,有一样东西却没有被淹没,那就是爱,就是职责，这种爱,这种职责,不仅使受难者得以获救,更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温
情。”这里作者还没有讲述事实，就用先声夺人的抒情议论抓住读者的眼球，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同时这样的抒情和议论不仅有力地表达了文章的主旨，更加强了文章在抗灾救灾期间对人们精神的引导和启发，增强了文章的指导性和思想性，能够激发抗灾救灾的自豪感和英雄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在报道中倾向于纯客观主义的叙事，对灾情只做白描式的刻画。2005年美国遭受飓风袭击，《纽约时报》在9月3日的头版刊登《新奥尔良情况依然悲惨——可能需要数月才能把水抽干》的报道写到：“飓风卡特里娜袭击海湾沿岸5天以后，新奥尔良国际机场的混乱景象使这个城市陷于希望夹杂着绝望的复杂情感。哪儿都没有秩序，成千上万目光茫然的幸存者，带着不过装了几只垃圾袋的物品，排着长得没有尽头的队伍等着逃离的机会。机场成了急救场所，在一角，有一排躺在担架上的人，还有其他困在轮椅上的人，有的人已经死去。在一个候机厅里建起了一个太平间。”这段话里完全是在描写和叙述，并没有对事件做观点鲜明的评价，也没有明显的抒情议论，作者的感情只是在字里行间通过单纯的叙事描写表达出来。
感情基调
中国记者对于抗灾救灾的报道总是不乏激昂和奋进，其着力点在于对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精神劲头的赞扬和描写，向外界传递的是中国人的坚韧、自强、众志成城、抗灾必胜的信念，包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理念。5·12地震震惊全国，当时国内媒体几乎步调一致进行大规模的抗震救灾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舆论氛围，媒体在报道中着力反映党和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灾区人民的努力，以及全国人民慷慨解囊对灾区的大力援助，抗震救灾在当时成为全社会一致认同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自觉行动。这些有关抗震救灾的报道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此时的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回望当时的报道无不充斥着一个昂扬不变的主题，那就是“爱我中华，抗震必胜”！
西方记者在灾难报道中倾向于描摹灾难对人类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毁，表现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痛苦悲惨的处境和不加掩饰的毁灭感，凸现自己在巨大灾难面前无助挣扎的悲观意识和迷茫情绪。1986年旧金山发生地震，马尔科姆·麦克福特悲观地写道：“地震的最糟糕结果是终于使人惨痛地意识到，面对这样突然而来的自然力量，我们所有的人多么无助。高度进化，握有科技的我们是怎样脆弱。”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大概知道中西方对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不同取舍，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受党和国家的指导和控制。建国初期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以及维护大局稳定的需要，对灾难的报道比较慎重，秉承“正面宣传为主”的理念，对灾难的报道倾向于宣传人们如何同灾难作斗争以及取得的胜利。受这个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在信息发布和报道内容上就和西方有了上文所述的差别。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第四阶层”，受政府的控制性较弱，新闻自由度相对较高，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方面就占了先机。而且西方新闻界一向秉承客观主义的报道理念，这就造成了西方记者在灾难新闻报道内容上客观主义的描写以及表达方式多为叙述描写，很少抒情议论的格调。
同时，中国几千年来的“大一统”思想使人们倾向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战线”，中国媒体或者记者总会以政府代言人的口吻来报道灾难，这种一致性倾向和代言人身份使媒体或记者在报道中容易关注抗灾救灾的宏大场面，也容易因此激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抗灾救灾新闻中充满的昂扬基调和乐观主义精神。经历过启蒙思想的完整洗礼以及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西方，人的思想极为开放活跃，正如美国一位脱口秀主持人所说，在美国，哪怕让所有人都承认天空是蓝的都是一件极不可能的事。所以西方对于灾难的报道很少会统一到政府和全国的口径上，只是在客观主义的基础上发表个人观点，记者以个人的眼光看待灾难，记录灾难，表达个人对灾难的无助和思考，感受到的通常是人在自然力的巨大破坏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和迷茫。
（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西新闻 第3篇
关键词： 思维 语言 思维模式 差异 新闻报道方式
1.思维和语言的关系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沟通交流的最主要方式是语言，不可否认之所以是语言，是因为语言是由各种各样的信息构成的。此外，人类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是由语言保存的。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他们会借助语言与人交流，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语言不仅会影响到个人，而且会影响整个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语言的参与。
语言是社会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是表现思维的方式。语言和思维具有重要关系，思维需要依靠语言表达，用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思维所要表述的东西。语言是由很多符号组成的，其中主要的组成内容为语音和文字，通过不断组合而形成大量词汇，从而表述更多内容。语言是社会生存的主要交流工具，用于表述思维和传递信息，从而让更多人知道，所以说思维和社会实践成果都是通过语言保存下来的，语言是很难被改变的，但因区域的不同而存在民族性。
人们的思维都来源于生活，根据周身接触的事物进行总结，而后才衍生的，并且根据相应事物做出对应的反映。所谓感知，是指人们认识和感受事物的方式，感知的前提是人本身应当具备相应的思考方式，这样人们才会对事物进行感知并作出相应处理。这里的思考方式成为思维，思维也属于对事物的一种认知，但是思维属于认知后的自我总结，对认知到的事物进行一定归纳和总结。
语言和言语之间具有密切关联，但是二者不能等同，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人们交流需要使用语言和言语，它们是主要的交际工具，直接将思维呈现出来。语言是一个系统，由很多的符号、字、词组、语音和语义等组成，语言是人们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的表达载体；言语是用于人际交流的工具，是语言使用的载体，语言会通过言语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言语不是单纯的语音内容，包含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个人想法；言语本身所含有的内容就是思维所要表现的内容，也就是人们形成的思想观念；语言中的语法结构和语法规则是人们在漫长的人际交流中总结出来的，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体现。一些逻辑思维需要用形象的语言表达，从而进行更好的总结和概括，语言最后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就是思维的主体内容，所以思维是语言的承担者。语言的迅速发展离不开思维这一关键因素，只有语言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后才能够逐渐建立语言的表达方式。人们在表述思维时，会使用符号、公式、语句及生活中存在的一切事物等，但是这些符号都必须有语言的存在才能表现得更精准，更能被人理解，如果离开语言，则单纯的符号等表达的思维很难被人理解。能够运用好语言和言语，人类就能更好地表述自己的思维，将自己的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思维可以促进语言水平的提高，所以思维水平对语言水平具有直接影响。思维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带动语言的进步，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丰富思维方式。
语言和思维不是等同的，它们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但都是因为二者之间互相关联。首先，当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和现实意义进行总结后形成了思维，所以思维是直接与客观事物相关联；语言只是社会交际工具，是一种特殊的表达符号，只是用来描述客观事物，所以和客观事物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具有的是关联性，不是等同。其次，语言中的词汇并不一定就能把思维表述出来，二者之间并不完全同意。不同的词汇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例如医生、郎中、大夫这几个词表达的都是一个概念，但是词汇并不相同；相反，一个词汇也可以因为语境的不同和语法的不同而表现多个概念，例如“仁”既然可以表达果实的概念还可以表达一种道德概念；在词汇中还存在一些虚词，这些虚词没有准确的概念表达，只是用来辅助词汇表达概念。然后，思维虽然与客观事物直接相关联，但是不具有物质性，是一种精神表象。语言虽然与客观事物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具有物质性，所以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还有一种语言属于内部语言，这类语言是人们在无意识中所表达出来的，例如在集中思考时，想到某个关键点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某种语言，这种语言具有发音器官隐蔽的特点，内部语言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不能等同思维。在用语言表达思维时候，语言会和思维存在差异。人们在想用语言表达某种思维时，会表达得不够清晰、准确，无法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事物。如果三者等同，语言就能准确地表述思维了，也就不会发生口不对心的情况了。最后，语法规则会因为民族的差异而具有差异，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思维也存在差异，但是主要的思维都是相同的，所以语言规则和思维也不是统一的。
2.新闻报道中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2000年时，针对“朝鲜分为韩国和北朝鲜，造成众多家属分离”这一事件，我国《人民日报》和美联社均进行了报道，但最后的报道大不相同，从这不难看出中西方的是思维形式的迥异。
《人民日报》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报道，其中导语部分介绍了因朝鲜分离造成众多家属分离，时隔多年后，他们终于可以团聚，但是在短暂的团聚时间之后，还是要继续分离。紧接着报道便写出了这件事发生的背景，“是在1985年朝鲜分裂成两个国家后，南北朝鲜首次进行的交流，这是在55年后，分离的亲人第一次团聚”。报道侧重点是朝鲜自分裂后，两国第一次的交流活动。
但与中国报道方式截然不同的是，美联社并没有向中国那样交代事情的背景和开始，而是将动人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美联社》报道的侧重点是亲人之间的团聚，分隔多年的亲人在相见的那一刻，抱头痛哭。随后，新闻的主要部分，并没有叙述详细的经过，而是讲述了几个感人的场景：“首先是介绍这些的年纪都比较大，而后亲人相聚的场面，到处都是痛哭声。”“年过古稀的男人与他快上百岁的母亲聊天，还有多年未见的儿子给父亲磕头……人们相拥而泣。回忆过去的画面，一起谈曾经的往事。”
2.1分析性和整体性思维
《人民日报》的报道较为中规中矩，以全局为中心，重点讲述代表团进行的集体活动及此次事件的组织过程，但并没有涉及过多的离散亲人细节描写和景象；主要是概括整件事情的流程。而美联社则注重家属们相聚时的场景报道，抓住具体细节进行刻画，将离散家属和亲人团聚的复杂情绪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其主要以分析性的思维进行报道。总而言之，西方媒介倾向于采用聚焦个体、捕捉细节的报道角度，而我国媒介则倾向于采用着眼全局、关注整体的报道角度。
2.2直线型和螺旋型思维
《人民日报》和美联社所体现的新闻报道风格迥然不同，这主要取决于记者的思维方式，前者喜欢在句子结尾表达新闻的发展过程和后续结果，体现了螺旋式盘旋前进的思维模式；而后者则采用直线型的思维模式进行表达，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的语言形式将所表达的意思体现出来。
3.学习并借鉴西方新闻报道经验
从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看，西方新闻事业起步较早，且已经发展了400多年，经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完善的新闻报道和经营方式。所以，在不少方面我国新闻报道都应当向西方国家学习，比如学习其新闻报道方式、语言特色、思维方式、写作风格，等等。
3.1借鉴西方新闻报道中感性素材的使用
纵观西方新闻各种媒体报纸，不难发现其报道中感性素材的运用恰到好处，令人称赞，他们善于采用多种分镜头与画面多方位切合，将新闻报道中抽象的新闻主题转变为感性直观的场景呈现于读者面前。因此，我国新闻媒体要积极学习借鉴西方新闻媒体善用感性素材的表现手法，转变以往抽象思维占主导地位的新闻报道写作风格。
3.2借鉴西方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创作方式
中国新闻报道中不仅带有浓重的宣传性质，而且新闻报道的主观色彩呈现为“喉舌论”。西方国家则不同，其报道原则不因任何阻碍而转移，表现为中立、公正、绝不带半点感情色彩和主观臆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开展新闻采写报道。中国需要不断改进和学习的就是这种报道原则，需要学习西方以事实说话的客观新闻报道原则，摒弃以往自身新闻报道中的诟病。
3.3借鉴西方新闻报道中注重的个体关注及人文关怀
西方新闻媒体报之所以值得我国媒体学习，还是因为其绝大部分报道从人道主义和人性理念出发，不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都会将报道的关注点集中到人体的生存发展及深厚的人文关怀上。国与国之间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但世界人民唯一的相通之处在于感情。新闻报道能被人关注，是因为报道的内容能够让读者共鸣，这也是新闻报道的主体思想。我国媒体恰恰缺乏个体关注及人文关怀，仅仅在创作新闻时才会联想到这一点。所以，我国新闻媒体需要学习的是：在新闻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转变以往的全局视角，形成独特的人文视角进行采访报道；其原因在于个人视角更容易产生感人至深的新闻。
4.结语
新闻媒体工作者在开展新闻采访报道时，要考虑到我国的新闻现状，明确自身与西方国家存在的区别。我国新闻媒体工作者在与西方新闻媒体交流经验的过程中，应善于学习西方报道的经验和长处，以此强化自身的报道效果，进而促进我国新闻事业更快地与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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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新闻传播差异比较 第4篇
关键词：中西方新闻传播差异,成因,分析
纵观古今中外的新闻史，新闻学作为一门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及规律的科学，中国和西方的新闻传播既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又在变化与发展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形态与特征。这种共同性与差异性，正体现在中西新闻的报道及写作理念之上。中国与西方各国，对于新闻传媒都无一例外地进行着必要的社会调控，其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国情、文化体制、社会发达程度、新闻事业发展进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西方对于新闻传媒的理念认识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比较
新闻报道是大众传播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向受众传播信息的一种活动。中西新闻传播报道理念的分歧在于新闻报道的观念不同，新闻报道观念是人们关于新闻报道的一系列看法、观点的累积和整理，是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之后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式。中西方都强调在新闻报道中要用事实说话，但就这一点，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首先，以体育赛事报道为例。中方以夺金牌为中心，紧紧围绕金牌的意义而论，运动员是叙述整个事件的线索。赛事以赛场的运动员为主，紧紧围绕赛事进行写作。赛事中“不会再有任何闪失，不会再给对手任何机会”等主观性的语言极富有情感煽动性。而西方报道则就赛事而论，紧紧围绕运动员而写，突出选手的个人成绩，也报道了赛事奖金。即使有对比赛发展的预测，也依旧以赛事为主，不脱离运动员。
其次，就新闻的真实性而言。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中西方都将新闻的真实性置于重要地位，但在表现手法上双方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善于从整体来看待问题，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关注事件整体概貌而非事实细节的真实，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考察事实、挖掘事实的内涵和意义。而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事实，强调事实的客观性。西方新闻报道经常将真实性与客观性联系起来考察，以事实报道为其核心，强调客观中性的立场。
二、中西新闻写作理念比较
新闻写作是一个思维的运作过程，由于受到的文化传统影响不同，一个记者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使新闻作品写作特征不同。
就“新闻文体”而言，“新闻文体”是新闻的体裁、样式，是媒体传播的新闻报道的具体而又不同的载体形式，是新闻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出的信息内容、表达特色和结构方式的整体形态。受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加之新闻事业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中西新闻界对新闻文体的认识亦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写作文体分类严密琐细，各种选材方式、结构、语言、风格都有明确界定，要求记者写作时必须合乎文体规范。而西方的新闻写作相对而言在文体的分类上比较宽松而广泛，各种文体之间交融流通，不拘一格，在文体探索上锐意求新，不受陈规束缚。
就新闻写作的侧重点而言，中国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西方文化重科学和宗教;中国文化重统绪，西方文化重分殊。在人物写作上，中国记者重在以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心理表现人物，旨在告诉读者人物有什么意义，达到群体精神的代表高度，而西方记者重在从人物外在的动作、服饰、语言等刻画人物灵魂，旨在告诉读者人物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一种个性的张扬。
三、中西新闻文化差异比较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是其理想、价值观、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的总和，还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是构成人的行为准则的重要方面。文化差异可分为两种性质：一是时代差异;二是非时代差异。
从时代差异上来说，主导性力量的来源不同是中西新闻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中国新闻文化始终是由社会统治者主导的，新闻传媒事业始终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归属于社会统治阶层，融入到国家的政治―文化框架之中。西方新闻文化则是一种由社会监督者主导的文化，“对政府实行舆论监督”、“分析并解释复杂问题”则成为了其最有价值的传播内容。
从非时代差异上来说，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对立的关系。中国新闻报道极少写毁灭、死亡、绝望，而代之以人民群众与灾难斗争的乐观精神及抗灾救灾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来凝聚公众注意力。对个人独立性的肯定使西方新闻媒介得以独立于政府之外，从而具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
通过对中西方新闻传播差异的成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背景下新闻报道活动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是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下发展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要求文化的再造和创新，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带来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也才能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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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艳, 王金礼.中西新闻报道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成因.学科视野.
中西文化交流协会万圣节活动新闻稿 第5篇
——Happy Halloween
10月31 日是万圣节前夕，我社在这一天聚集所有社员一起庆祝万圣节，了解西方的节日文化，感受西方的节日气氛。这个节日主要标志着复活节季度的结束。
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若干差异 第6篇
新闻传播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 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在传播学理论中, 信息传播主要包括四种基本要素:信源 (传播者) 、信息、传播媒介、信宿 (受众) 。这四种要素构成了信息传播活动的主体。媒介生态学者认为, 媒体的报道受到媒介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 媒介生态环境包含诸多因素, 主要包括一定时代的政治氛围、价值取向、媒介性质定位、调控机制、话语立场、人文精神, 以及受众方面的教育水平、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 (1) 鉴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具体到新闻传播活动中, 在传播学的框架内, 这种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信源:政府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不同
信源是信息传播活动的发起者, 他们是信息的第一发布者。新闻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不能忽略信源的重要性, 新闻媒体要充分考虑信源的可信性、真实性和权威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 他们掌握着很多稀缺的社会信息资源, 不论是中国的新闻媒体, 还是西方的传播媒介, 都非常重视政府这个巨大的信息来源, 在进行采访报道时, 都会涉及政府的声音。但是鉴于社会制度的不同,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媒介对政府这个信源的利用程度不同。首先, 中国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新闻体制, 维护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国媒体一向将“国”放在第一位, 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我国的新闻媒体首先会去寻找政府部门, 去采访官方发言人, 收集政府部门的声音。特别是在进行灾难性新闻报道时, 政府发布的信息会成为新闻媒体的主流信息, 很注重利用政府这个资源进行舆论引导。西方新闻媒体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工具。他们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也会去利用政府这个信源进行信息收集, 通过采访政府的信息去提升报道的权威性, 但是, 西方媒体对政府这个信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他们总是试图去寻找更多的多元化声音, 包括政府以及反政府的, 这样就能向受众展现其客观平衡的新闻观念, 建立较权威的公信力。
其次是对政府这个信源的质疑程度不同。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主要领导者, 同时由于中国媒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习惯, 中国新闻业强调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是党的舆论机关, 强调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 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必须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 无条件地同党中央的舆论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在涉及一些重大问题时, 不许发表与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和信息。对于政府发表的言论和信息, 中国媒体一般都是全盘接受, 不会去质疑政府这个信源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有时会造成出现虚假信息的情况。而西方实行的是主要以两党或多党制为基础的政治体制, 新闻媒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俗称“第四权力”。新闻媒介在面对突发事件时, 可以去获取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 但他们往往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 不会毫不怀疑地接受政府发布的信息, 毕竟政府代表的是权力机关, 不是新闻机构。他们对政府的怀疑精神值得中国媒体借鉴, 既有利于新闻媒体自身的发展, 更有利于整个中国政治民主的建设。
信息本身:新闻报道理念的差别
新闻报道是大众传播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 向受众传播信息的一种活动。中西新闻媒介在面对同样一条新闻事件时, 会出现不同的报道方式、写作思路及关注重点。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中西新闻事业的新闻报道理念不同, 新闻报道理念是人们关于新闻报道的一系列看法、观点的累积和整理, 是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之后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式。中西方在新闻报道理念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新闻真实观和新闻事件的选择标准。
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失去真实性的新闻不能称之为新闻。不论是中国新闻事业还是西方传播媒介都将真实视为新闻的第一生命, 都很重视新闻的真实性, 都要求从业者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去报道新闻, 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会有所不同。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都很强调“用事实说话”这样一条报道原则, “用事实说话”是指在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基础上, 通过对事实的适当选择与表述, 巧妙地传达传播者的立场与观点的一种报道原则与报道方法。 (2) 中国的新闻媒体在进行事实报道时, 不仅仅局限于将事实完整地呈现给广大受众, 还强调通过对事实的报道充分而含蓄地表现作者乃至媒体的倾向, 即所谓的“寓情理于事实”, 既强调事实真实, 又重视意义真实。与此相反, 西方新闻界定义的真实性, 则侧重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他们认为在新闻报道中, 媒体记者应该将事实完整地记录下来, 并不带任何主观情感地表达出来, 要做一个客观的“记录者”, 要求记者不能把先入为主的意见掺杂到报道中去, 从而导致其影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对于这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先生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新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严格遵循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的基本规律, 而西方国家的新闻在理论上是将真实性与倾向性分割开来的”。 (3)
新闻报道理念的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新闻选择标准上。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中国记者职业意识的调查 (1997年) 和美国学者戴维·H·威沃尔与C·克里夫兰·沃尔特对美国记者职业功能角色的调查比较, 发现在新闻价值诸要素中, 中美两国新闻工作者对“何者为最重要的新闻价值”这个问题的判断相去甚远。中国新闻记者判断新闻价值最主要的标准是:与人民生活的相关性。中国记者既注重报道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 更注重报道与人民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新闻。而美国新闻记者最推崇的新闻价值是接近性。他们认为最佳作品主要是人类共同感兴趣的故事及社会新闻, 如关于州政府、地方政府的新闻、犯罪新闻、体育新闻、名人报道、事故与灾难新闻等。简而言之, 中国新闻记者新闻价值标准的首选是“重大性”, 美国新闻记者新闻价值标准的首选是“接近性”。 (4) 不同的选择标准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新闻报道理念。
信宿:新闻报道中的受众地位差异
新闻媒体在国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决定了受众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在我国, 新闻媒体在国家运作和社会稳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他们被认为是国家的舆论宣传工具、党的耳目喉舌。中国媒体的功能不仅是传播信息、文化教育、提供娱乐, 更重要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对受众进行舆论引导。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更多的是以传者为中心的特点, 受众需求并不是最主要的报道出发点。这种报道理念虽然能够保证媒体舆论的一致性, 但却不能很好地了解受众需求, 容易导致媒体失去市场、降低竞争力。
在西方新闻界, 他们自身的定位是市场产业, 在兼顾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更多的是重视市场效应。“在西方, 新闻媒体早就纳入市场化、产业化轨道, 既是传播媒介, 又是商业性经济实体, 受制于一定的经济财团。它们拥有自己的私有产权、充分的经济自由选择、完善的市场体系、完备的生产和消费资讯。它们唯一面对的就是受众, 媒介的生命就掌握在受众手里, 考虑受众的需要是传媒利益的最大化原则, 是它们获取读者、市场和利润的根据和保证。” (5) 西方新闻界这种以受众本位的传播特点, 能够更好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但容易出现为了吸引受众而导致黄色新闻泛滥情况的出现。
综上可以看出, 中西方的新闻传播理念的确存在一些差异。毕竟, 西方的新闻传播事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 它所处社会的经济架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文化观念是以崇尚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而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 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强调新闻自由受着阶级性、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强烈制约。虽然两者在新闻传播理念中存在很多差异, 但我们要秉持“和而不同”的观念, 学习西方先进的操作技术和传播理念, 批判地利用西方合理的新闻观念和组织制度, 不断地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飞跃。
注释
1[1]喻国明、李彪:《金融危机的第一波媒介呈现之研究》, 《现代传媒》, 2009 (2) 。
2[2]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1月, 第49页。
3[3]甘惜分:《新闻论争三十年》, 新华出版社, 1988年版, 第74页。
4[4]宁文茹:《中美记者职业意识的比较研究》, 《新闻学论集》, 第18辑。
中西新闻 第7篇
一、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分析
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与政治一直是紧密相连的。解放前, 中共领导人就十分注重报刊言论, 把报纸当作党的喉舌, 宣传党政策的阵地, 形成了单一而又分级别的党的机关报的体制。解放后延续传统, 新闻事业属国有, 由党组织统管了全国各类新闻事业, “执行党的政策, 英雄人物的事迹以及社会正面报道占据中国媒体的主要内容, 相对而言, 批评和反对政府的意见以及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报道所占地位就很小。”因为中国并没有驻媒体的检察官, 媒体多实行一种“自我检查”的方法, 电视台台长、报社社长等对所有新闻报道内容直接负责, 这样全国各地新闻报道的内容无形之中有了统一标准。这样的新闻往往只做到了形式上的客观, 或者在报道中记者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倾向。
现代西方多实行多党制, 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垄断全国报纸, 政治与新闻的隶属关系相对疏离。客观性是西方新闻报道中所追求的, 民众的兴趣和舆论关注点成为媒体的风向标, 记者的职责就是将人们关注的消息发布给民众, 而媒体则成为民众交换意见的平台。但为公众服务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报道都跟政府“对着干”, 一直袒护公民。希腊爆发的财政危机中, 一些媒体批评政府在福利方面耗费太多财力, 使得公民变得懒惰, 建议政府削减不必要的福利开支, 这引起许多公民的抗议和不满, 质问媒体为何不站在公民一边, 不是“为公众服务”。其实如此做法才是客观性的体现, 新闻报道不偏不倚, 只是展示事实, 这是西方媒体所推崇的。
二、市场经济与媒体的所有制分析
传媒经济本质上是是舆论经济, 形成并发挥舆论影响力的规律来实现其经济运行的目标和特征, 传媒是作为公众正常生活的信息观察员、社会守望者, 要求有公德与公信力, 这是媒体得以生存之本。而保证公信力的方法, 就是做到客观性。西方传媒业完全是市场作用的结果, 所以西方新闻报道的主要制约力量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为了生存下去并获得利益, 各个媒体只得从受众的需求出发, 报道受众感兴趣的内容, 其对受众的议程设置相对较弱。市场运行机制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优胜劣汰原理。但一味追求市场效益, 也带来了“黄色新闻”泛滥的问题。这样的市场运作使得广告商和赞助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商家用金钱收买了媒体舆论, 使之不再发布与之有关的负面报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因为媒体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就是广告费, 若没有广告商的支持, 媒体难以生存发展。如CNN与可口可乐公司, 若CNN同许多媒体一样, 质疑可口可乐饮料的成分, 那么可口可乐公司无疑会撤下所投入的广告, 这是CNN最怕看到的局面。
而我国媒体作为事业单位, 在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由国家供养, 不问销量和市场需求, 经济上的制约必定会反映到媒体传播的内容。改革开放后, 虽然实行了“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 但机关订阅等途径基本保证了党报等媒体的销量。笔者认为, 这也一定程度上从经济方面为典型报道发展提供客观条件, 因为记者的典型报道文章不仅被鼓励发表, 而且能保证报纸的发行量。
三、客观性与文化误读分析
误读是在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产生的, 往往呈现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下意识的误读, 主要因双方文化上的差别造成的, 常是当事人以己方的价值观去衡量他方的行为;第二种情况是有意识的误读, 它有系统、有理性, 是一种较深的文化沉淀。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 (或是出于某种实际需要) 。无疑这两种方式都会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造成障碍。第一种情况与文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 导致当事人的价值观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和观点不同。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种族中心主义”, 即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规范视为必然, 倾向于以自己的标准来评价其他文化。
第二种情况则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关联, 相对于上一种情况, 客观性更难以保证。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这些原则都需屈服。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也是逐步的, 在对峙时期西方媒体所塑造和攻击的落后、迂腐、残暴的中国形象, 甚至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两国的国际关系改善可以减少误读, 但意识形态的相异无法完全消除误读。
四、改倡导为中立
最早在1975年, 詹诺维兹把记者角色概括为中立性的把关人和参与性的倡导者两种。现在演变为更多分类方式, 如解释者、传播者、对立者和公众鼓动者, 但都不脱离倡导和中立两大模式。倡导模式希望记者能够实际参与政治程序, 鼓吹一种理想, 以推动社会变革为己任。中国自古就有文人论政的传统, 中国记者诞生于社会动荡时期, “铁肩扛道义, 妙手著文章”的观念深植于心。原《南方周末》记者章敬平在2009复旦新闻深度记者讲坛上, 并不讳言在其从业早期受到了《南方周末》的深刻影响, “从1998年至2001年, 总体上写的就是‘愤青新闻’。当时有种想象和基本的价值判断:底层民众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和激烈, 很多权贵者很坏, 富人为富不仁, 执政者执政不为民。”所以在中国倡导型的角色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中立模式则强调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技术, 强调记者冷眼旁观的姿态, 记者的主要职责只是提供客观事实, 是非曲直由受众自行判断。这是欧美新闻界的主流观点, 也是西方记者普遍遵循的。
综上所述, 中西方对于新闻客观性理解的差异源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各自的新闻报道在各方面又有不同的表现。笔者的观点如同郭镇之所说, 客观主义“并非完美理想, 也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 但客观性是媒体获得公信力的关键, 这是毋庸质疑的。所以, 我国媒体只有立足国情而争取最大限度独立自主的地位, 提供客观独立的报道, 经济上多元经营, 减小广告商的制约, 同时加强对异国文化的了解, 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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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灾害性新闻报道之比较 第8篇
为方便研究和比较, 本文选取《文汇报》从2004年12月27日到2005年1月16日这3周的报道, 以及《纽约时报》从2004年12月26日到2005年1月15日3周的报道为研究样本。
报道日期与报道数量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图一来看一下《文汇报》、《纽约时报》在样本时段内, 对印度洋海啸报道数量的走势。
对报道时效的初步分析。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灾难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004年12月25日晚7点多, 所以作为晨报的《纽约时报》正好来得及在2004年12月26日 (即灾难第二天) 进行报道。而对于《文汇报》来说, 灾难发生在北京时间2004年12月26日早上8点多, 作为晨报, 该报最早只能在27日进行报道。所以, 由于时差的原因, 《纽约时报》的读者要比《文汇报》的读者早一些看到相关信息, 这也是无法克服的事情。
对报道数量的初步分析。从走势比较来看:两报都明显经历了“前期——中期——后期”三个主要阶段。前期报道数量相对较少, 但呈上升趋势;中期是报道的重点, 报道数量相对较多;后期报道数量逐渐变少。但是从报道的第3天到第7天这5天时间内, 以及从第15天到第20天的6天时间内, 《纽约时报》每天的报道数量都在《文汇报》之上。从第8天到第14天, 两报每天的报道数量都高低有别, 有所交叉;但从总体上衡量, 两报这段时间内的报道数量正负抵消, 总数也基本持平。经计算得出, 这段时间内《纽约时报》日报道量的均值为11.42857, 《文汇报》的均值为10.09524。另外, 仅仅从报道篇数上比较也是不全面的, 因为在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中, 《文汇报》大多是几百字到一千字的短消息, 而《纽约时报》很少有短消息, 绝大多数都是长篇报道。
这说明, 《纽约时报》根据事态发展,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自始至终都在“坚守岗位”, 努力做好全方位的跟踪式报道。所以, 无论是报道均值还是各个时期, 尤其是前期和后期的报道量都明显高于《文汇报》。《文汇报》把精力集中在了中期的报道, 没有在灾难伊始立即投入报道, 也没有坚持到最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从灾难发生到抗灾、救灾, 再到灾后重建的整个过程, 《纽约时报》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文汇报》。在报道数量上, 《文汇报》要比《纽约时报》逊色不少, 其实, 这跟媒体的实力是紧密相关的。
报道内容
对《文汇报》、《纽约时报》各主题的报道数量及比例初步分析。 (见图二、图三)
通过统计, 作者发现两报关于印度洋海啸的报道都围绕以下这三个大的主题进行:一、灾情;二、抗灾、救灾;三、灾后反思和重建。各主题的报道情况如下:
1.《文汇报》、《纽约时报》报道数量最多、比例最高的报道主题都是B类, 即抗灾、救灾活动, 分别占样本总量的68%和57%。这与印度洋海啸事件本身有关系, 因为灾难发生后, 救灾的规模大, 涉及的因素多, 持续的时间长, 所以两家报纸较多地关注这个主题也是事态发展所致。
2.两报的B类报道:在样本中, 《文汇报》关于印度洋海啸的报道总量为212篇, 比《纽约时报》少29篇, 但是《文汇报》B类 (即抗灾、救灾) 这一主题的报道数量却比《纽约时报》多7篇。该报通过报道中外各国、各界的世纪大救援行动, 特别注重营造一种“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社会氛围。
但是, 无论与《纽约时报》相比, 还是与《文汇报》自身各类报道的比例相比, 该报的B类报道都为数不少,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比例失调。这表明, 《文汇报》在报道过程中, 有意突出了对抗灾、救灾的报道。
3.两报的A类报道:通过上面的分类我们可以知道, 两报的A类报道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灾情报道, 二是关于灾民的报道。下面分别比较一下《文汇报》和《纽约时报》这两方面的报道。
《文汇报》的此类报道共有15篇, 约占样本总量的7%。而具体来讲, 《文汇报》此类报道中只有在转载的国外媒体的少数文章中, 读者才能看到一些再现灾难的字眼。除此之外, 《文汇报》提供的更多是关于伤亡、失踪人数确认的短讯。《纽约时报》的此类报道数量为14篇, 约占样本总量的6%;另外, 由于分类的原因, 虽然《纽约时报》的一些文章总体上归属于其他类别, 但是文中也常见一些关于灾难本身的描述。
根据《文汇报》、《纽约时报》各角度的报道数量来初步分析。
1.两报报道数量最多的角度。《文汇报》的各类报道角度中, 关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的报道最多。此类报道多达41篇, 约占样本总量的19%。《纽约时报》的各类报道角度中, 数量最多、重点关注的是对美国救援行动的思考和讨论, 此类报道总数为29篇, 约占样本总量的11%。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文章标题来看一下《文汇报》、《纽约时报》各自关注最多的报道角度。《文汇报》关于中国社会各界反应的报道中, 诸如《严寒挡不住市民捐款脚步——市红十字会海啸灾区捐款热线铃声不断, 前来捐款者络绎不绝》、《中国红十字会接受捐款逾亿》、《爱心暖流从浦江涌向印度洋——上海人民踊跃捐款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我国民间捐款达2.8亿元》……从这些标题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中国人民高涨的救援热情。这些报道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作为世界公民所体现出来的自觉意识和慈悲情怀。选择这种角度作报道, 一方面有利于营造“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救援氛围, 鼓舞人们抗灾的士气;另一方面, 有利于塑造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形象, 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
《纽约时报》关注最多的对美国救援行动的思考和讨论报道, 诸如“Aid Sum-mit Talks in Jakarta:US Is Facing a Choice and an Opportunity”《雅加达救灾峰会:美国面临一个选择也是一个机遇》、“Winning Friends with Disaster Aid”《救灾赢得朋友》、“Disaster Relief:Is America Doing Enough?”《救灾:美国做得够吗?》……这些报道中, 既包括对美国如何通过海啸救援实现其政治意图的思考, 又包括对美国人小气与否的讨论, 还包括对美国救援行动的评价。很显然, 《纽约时报》的这些文章所讨论的话题跟美国的国家形象、民族利益紧密相关。
由此, 我们可以说, 《文汇报》和《纽约时报》都从大局利益出发, 把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话题放在了报道首位。在两报的报道框架中, 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2.两报关于本国的报道:《文汇报》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共119篇, 约占样本总量的56%。《纽约时报》关于美国方面的报道总量为64篇, 约占样本总量的27%。《文汇报》一半以上的报道跟中国有关, 而《纽约时报》只有约1/4的报道跟美国有关。这表明, 《文汇报》是以中国为轴心, 一切报道都围绕中国的抗灾行动展开;而《纽约时报》是放眼全球, 以整个灾难事件的发展进程为轴线的。
其实, 《纽约时报》有不少报道角度都是《文汇报》所没有涉及的。例如, 《纽约时报》关注美国其他媒体与灾难报道, 关注了新兴媒体——博客在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发挥的信息传达作用;关注了美国的电视媒体CNN等, 对待印度洋海啸这一灾难的态度、报道规模和报道方式以及灾难报道给电视媒体带来的收益。再如, 《纽约时报》关于灾民亲友的反应的报道, 《纽约时报》从灾民亲友的角度反映灾难, 能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体会到灾难的残酷性, 同时也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心, 这也是《文汇报》所或缺的。
结语
浅议中西新闻采写思维性质的差异 第9篇
一.政治观念的差别
新闻作品以事实为本位, 对事实的描述、再现是其基本任务。原生态的事实又不等于新闻作品的事实, 因为新闻采写过程里, 记者已经用他的心灵律动去观照和摹写了事实。新闻事实是一种存在, 而且是一种承载了记者政治观念、文化观念、历史观念、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法制观念、宗教观念等等观念的新闻存在。记者的采写思维向新闻注入了这些观念的影响。有些新闻很简单, 记者文化思维的影响极弱, 而一些政治性强的新闻, 明显可见记者采写思维的倾向性。比如对北平解放的报道, 新华社说:“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 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 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1]美联社却这样表述:“今日北平给它的共产党征服者一个热闹的欢迎, 这只有这个经常被征服的城市才能做到。……北平在欢迎他的征服者方面是素享盛名的。”
两者政治立场完全对立。对同一事件, 前者抑制不住地、扬眉吐气地热情欢呼, 毫不掩饰地发表议论, 讴歌伟大的时刻, 庆祝国家的新生。而后者冷眼旁观, 冷嘲热讽, 不屑一顾, 甚至不惜搬出所谓的历史“事实”, 大肆地攻击污蔑新生政权的拥护者。新闻采写思维的迥异,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表现得无以复加。有人编造一则幽默新闻, 大意是说一位大娘在街上跌倒, 中国媒体淡化大娘摔倒所受到的伤害, 而大加赞美送大娘去医院的人, 弘扬精神文明。香港媒体会指责港府办事不力, 进而质问公共设施的投资情况。台湾媒体也以批评口吻报道, 但渗入党派攻击成分。美国媒体则在报道中体现出美国公民的自由意识以及个人权利意识。这虽是笑话, 却形象地揭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统领下的新闻采写思维的表现。
二.人文观念的差别
人文性的根本是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 倡导人的本性和根本价值, 是作为人类对自身人之为人的尊严及其价值的理解所作出的正向的、肯定的基本态度。那么中西人文观念的差别在新闻中如何体现?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特征是对权威和地位的敬畏与崇拜。孔子曾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天命、大人、圣人是权威地位在最高层面、世俗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代表与象征。作为政治统治者的权威极为现实, 表现在社会上是“官本位”的思维方式。封建社会科层制的官僚体系, 决定了以皇权为顶点、各级官吏为支点的金字塔式的统治关系。崇尚权势、依附权力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悠久, 根深蒂固, 至今仍有影响, 它反映在中国新闻界, 就是报道观念上呈现的长官意识和强者本位。比如, 把无权无势而只能靠“跳楼”维权的民工定义为“赤贫贵族”, 称他们上演“跳楼秀”。这种话语规范是强人逻辑下的话语暴力。随着和谐社会理念和人文关怀观念的深入人心, 新闻界和社会对这种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多有反思和批判, 但只要是“官本位”、“钱本位”而非“人本位”、“民主本位”, 此类新闻就不会绝迹。西方文化讲究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新闻理念以中立平衡为基点, 尽管这不可能完全做到, 因为在国际新闻里, 西方思维的霸权话语仍比比皆是。但是, 西方国家媒体在国内往往更重视弱势群体的呼声。比如, 他们喜欢调侃政治人物, 而对于弱势者, 同情悲悯成分较多。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在坟墓中旅行》, 讲述人们对落入洞穴的不幸者的营救。虽然营救失败了, 其洋溢的人文关怀仍然使人感动唏嘘。
西方新闻以事件、动作、冲突等为中心。他们的人文关怀是在新闻事件的起源、发展和高潮里逐步展现。中国新闻思维受到传统的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文学手法的作用, 经常自觉地履行“文以载道”的任务, 将新闻事实作为载体, 让事实负载起意义和情感。中国记者也注重新闻事件的发展、冲突和高潮, 但叙述时更侧重于插入情感的“冲突”, 即内部情感与外部情感的冲突。特别是改革开放前, 意识形态的意义往往直接代替人文关怀“出场”, 使得人文关怀增添上浓重的“社会意义”。比如, 同为十万火急地调取药品挽救生命。发表于战争年代的1944年的美国新闻《“她只能活七小时”》与发表于1960年的中国新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就有着直接的可比性。
第一篇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言行, 写记者、医生、警察等人抢救小女孩生命的人道主义行动。文章将青霉素称为“仁慈的东西”, 因为它能救小女孩的性命;将车称为“仁慈之车”, 因为它快速运来了药物, 体现了作者对小女孩即将得救的喜悦, 对人们爱心的赞颂。运用仁慈、奄奄一息、焦急、惦着脚尖等词语, 使报道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增强了新闻的感染力和倾向性。可以看出, 新闻直接写过程, 间接抒发情感, 而且这种团结互助的品质也许正是美国人民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种支撑精神。可是, 美国人不这样直接点出, 一切尽在叙述事件的发展的文字之中。我们不得不向作者的这种人文精神致敬。
第二篇新闻同样有大量的客观叙述, 事件的起源、发展、波折、高潮、结局描写得环环相扣, 动人心弦, 感人至深。这篇新闻不愧为体现新中国的阶级情和人文爱的典范作品。而这篇作品至少有个方面与西方的不同:许多地方由记者出面直接评述, 大加赞颂, 或者以描写人物心态、追踪人物情感来表达一种记者的主观情感。因此, 形容词多, 直接的评述多, 主观色彩及其浓烈。新闻作品不仅通过场景和人物表现来讴歌祖国的伟大, 人民的团结, 阶级兄弟的深情, 甚至在文尾索性由记者直接大声抒情。在此, 笔者无意也无法去判断中西作品高下, 只是从新闻专业主义出发, 认为新闻采写思维还是应该新闻化, 而去政治化和理想化, 还原社会生活的本色。只要如实记下事实, 历史和人民自会做出理性的判断。
值得指出, 这里举的是改革开放前的新闻。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记者人文素质和修养早已今非昔比。用事实打动受众的作品层出不穷。不过, 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新闻直接跳出来传道的习惯已经彻底改变。
三.文体观念的差别
中国记者生活在优裕的文体氛围中, 悠久的历史提供给记者丰厚的文化养料。从《左传》、《战国策》到“以文运事”的典范《史记》到文辞严谨华美的《汉书》, 其中的文体风韵, 令人流连忘返, 心旷神怡。但是, 由于新闻长期以来的喉舌功能, 使记者过于强调新闻事实的教育性、伦理性, 在采访和写作时思维单一, 个性为共性淹没。其实, 这是记者没有学到古代优秀作品的精髓。司马迁写《史记》, 就饱含生命的激情。但是, 后人逐渐摒弃和背离了司马迁的那种有血气和个性的笔法, 过于追求文以载道的学说。现在, 不仅史家叙述极为概括, 连记者都难免缩手缩脚, 用共性概述代替个性描写。当然, 这主要限于主流的正规媒体。网络媒体和一些都市报早就开始以个性化的写作手法吸引受众注意, 其实, 它们与西方媒体的新闻思维方法已经接近。研究者比较中西文体观念差别常会对比下面两则新闻:
[路透社东京7日电]“啊, 新娘子, 让我看看你的脸蛋吧!”正在中国访问的大平首相夫人大平志华子, 7日访问北京动物园, 看望赠送给日本的熊猫“欢欢”。
[新华社电]大平首相夫人大平志华子, 今天下午由邓小平副总理夫人卓琳陪同到北京动物园观看中国人民的礼物—————大熊猫。[2]
这里, 新华社是“正儿八经”地写消息, 一切都要中规中矩。因为中国副总理夫人陪日本首相夫人看中国人民的礼物大熊猫, 本身是一件关系到两国友好的正式事件。而路透社则完全抱着“围观”心理报道, 作为花边新闻, 自然轻松自如。因此, 许多人铺天盖地地引用这两篇新闻, 就说明中西新闻思维差异, 进而推断出中国新闻求新求异性不强。这确实是冤枉了中国新闻记者, 也反映了中国许多人研究问题不扎实, 只是照抄他人实例, 亦步亦趋, 不能够与时俱进, 研究新闻发展的新苗头和新成果。笔者认为, 在文体观念上, 中西确实存在差异, 而这些差异主要来源于中西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政治要求等等的差异。中国的主流媒体, 承担着“经国之大业”的重任, 新闻文体不得不郑重其事。而非主流的媒体, 由于其本身无足轻重, 媒体从业者可以“百花齐放, 不拘一格”, 他们的想象力一点都不逊于西方媒体的思维。不过, 从主流新闻看, 比如对比普利策奖新闻作品与中国新闻奖作品, 有一点仍然明显:中国新闻思维是重视严谨正规, 少了点西方新闻思维的自由洒脱,
一方文化培养一方新闻的内质与色彩。而互联网的深入推进, 又打破了传统媒体绝对拥有话语权力的一统江山。随着网络成为庶民阶层话语的平台甚至是狂欢的场所, 新闻采写思维也在不断变革, 中西新闻采写思维也必将越来越趋近。
摘要：新闻采写思维是在大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思维, 其在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差别主要有:政治观念的差别、人文观念的差别和文体观念的差别。
关键词：新闻采写,思维,中西差异
注释
1[1]《1949年·旧闻新解:解放北平》,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13/content_12044364.htm.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思考 第10篇
概括说来, 20世纪90年代迄今, 中西学界对于新闻自由及其相关问题也已进行过多番探讨与研究, 成果颇丰, 仁智各见。[1]然而, 将新闻自由放在中西文明冲突的全球化背景之下, 以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西新闻观, 进而对当今中国新闻自由作出深刻思考并发表新见地, 却尤为少见。鉴于此, 笔者不啻简陋, 欲通过本拙文比较研究中西新闻自由观之差异, 并得出本人对于新闻自由尤其是中国新闻自由的几点独立思考。
一、中西新闻自由观比较研究
受诸如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与西方在新闻自由上有着显而易见的实质性差异。在该部分, 笔者将对此一一展开论列。
(一) 中西新闻自由观在理论基础上有所不同
西方的新闻自由观有着系统完备的理论基础, 主要包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等。其旗帜鲜明地强调: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最重要的自然权利, 是人生而有之的, 不是别人赋予的, 因此绝不应该被剥夺;自然权利是不可变的, “甚至不能被上帝自己来改变”;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地流行, 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这些不仅使西方的新闻自由倡导者们始终认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自然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而且使其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 拥有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武器。
与之相较, 中国的新闻自由作为一种外来理念, 则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并且, 在实践中, 传教士出于清廷较易接受其在中国办报的目的, 陈述办报理由时不是用理论来探讨新闻自由的合理性, 而是从实用主义出发, 强调报刊沟通中外与富国强兵的功能, 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新闻自由在理论上的混乱与国人理解上的歧义。如是, 中国最初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就成了单纯的出版自由, 而近代学者、知识分子、官员在接受新闻自由的观点时, 也只是简单地把其等同于反专制的武器。
(二) 中西新闻自由观渗透着不同类型的文明
西方新闻自由折射出的是基督文明, 中国的新闻自由尽显儒家文明气息。西方文明的主要特点是, 自身体系具有极强的自我反思性, 并在自我反思的螺旋式运动过程中, 不偏离基督文明的轴心。西方的新闻自由衍生于言论自由, 而言论自由又可作为广义的天赋人权的一部分, 在基督教义中有根有据。比如, 基督教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基督教徒要尊重律法, 人和社会群体要不断自我反思, 等等。而这些, 其后都演化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的人权观和法制精神。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就是基督教在社会世俗生活中的产品;高度强调个人自由与社会独立于政府的言论自由的风格, 随处可见基督文明的身影。
考察中国的新闻自由观, 可以清楚地看到, 其在发展过程中尽受儒家思想的熏染。比如, 儒家向来强调整体稳定和有序, 将个人纳入等级格局之中, 突出个人对权威的服从, 未有面对考验的人人平等和博爱的价值导向。受此影响, 中国的新闻自由观主要不是强调个人自由, 而是强调群体自由、国家自由和总体自由。
(三) 新闻自由观念在中西方的受众群体不一
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在民众中是比较普遍的, 其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漫长过程, 而且西方社会为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斗争也是极为艰难的——从约翰·弥尔顿到约翰·洛克再到密尔, 最后才由杰弗逊把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付诸实施, 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反观中国, 新闻自由则仅为少数政治家的术语。如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从未发动起普通民众参与一样, 中国的报刊实践活动亦即对于新闻自由思想的践行, 也仅停留在少数政治精英层面, 普通民众参与的极少。时至今日, 国人对新闻自由的解读与践行也多体现在较高的学术层次或特定群体。
(四) 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存在差异
在西方, 新闻自由思想被视为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恩赐的;个人自由是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中国的新闻自由观, 则趋向于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如五四运动以前甚至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新闻自由在中国是被当做一种武器来使用的”[2], 而这在西方争取办报自由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综上, 概言之, 西方的新闻自由观不仅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与深厚的理论积淀, 还同时受到法律的系统保护。而长久以来, 中国对于新闻自由理念的接受多是被动的、匆忙的, 对于其的运用也多是不加选择的, 并由此造成了中西新闻自由观的不同内涵与当今中西相异的新闻实践。
二、对于中国新闻自由的独立思考
站在新闻自由思想发展史的高度上, 以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西新闻自由观的差异, 其根本目的在于, 从中汲取智慧, 照亮我们理解中的幽暗角落, 进而对当前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深刻、清醒及全面的思考与认识。结合实际, 笔者阐述如下几点浅见:
(一) 新闻自由是把双刃剑, 包括自由和制约两个方面
中国的新闻自由也不外如是。一方面, 包括了采访权、报道权、发表权、评论权、知晓权、使用的传媒权、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等的自由;另一方面, 也包括了必然要受到经济、行政、法律、暴力等的制约。
(二) 既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闻自由, 又要以动态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的新闻自由
其一, 新闻自由是全人类共有的政治智慧, 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 其在全球现代民主与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一定程度上, 中西方要相互借鉴彼此的新闻自由研究成果, 不断丰富人类的政治思想宝库, 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迅速发展。其二, 科学分析当今西方媒体与政治微妙而复杂的现实关系, 正确评析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自由度的提升。因为当今,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已经逐步被法律化, 为正确处理自己与公众的关系, 媒体在涉及政府和权力阶层的新闻报道方面透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意识。其三, 提倡新闻自由, 在当前中国并非不合时宜;新闻自由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不是割裂开来的, 而且是息息相关的。比如, 新闻自由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内容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明确规定;党的一系列重大文件, 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 也多次把加强舆论监督作为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些, 都充分说明, 落实新闻自由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治国思想和积极实践。
(三) 准确定位当前中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首先, 我国的新闻自由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的, 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不能称之为新闻自由。世界上没有超乎法律的绝对自由, 同理, 也就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通过研究, 我们也能够清晰地得出, 越是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 越没有绝对的自由。而随着中国法制化步伐的不断加速, 当今中国的新闻自由观也逐步被新闻法治观所取代。可以肯定地讲, 中国新闻自由观的中心正在实现由新闻自由向新闻法治的转变。并且, 人们对于新闻立法问题的看法亦趋于一致:新闻立法的目的首在保护新闻自由, 其次才是限制;限制不是妨碍新闻自由, 而是为了确保更好地行使新闻自由;确保新闻自由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 依法行事, 不能因长官的个人意志而异, 实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 使新闻自由的法律依据更加明确、具体和完善。
其次, 中国提倡新闻自由的目的在于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近来新闻界极力倡导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与贴近实际的三贴近, 即源于此。其主旨就在于, 鼓励新闻工作者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 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四) 冷静对待西方对中国新闻自由的质疑并予以有理有据的回击
近年来, 西方国家总是抓着中国媒体受政府管制的事实, 大放中国未有真正新闻自由的厥词。其总是按照他们的传统观点——只有完全脱离政府控制的新闻自由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 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责中国一些所谓不符合西方新闻自由的做法。而且, 西方学者也往往把新闻自由问题当做一个靶子, 试图通过此来攻击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2009年5月1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就“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书面声明, 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
对于以上诘难, 我国学者们不甘示弱, 不禁纷纷揭示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 《试论中西方媒体自由现状——从社会平衡发展原理说起》[3]一文中有此方面的详细论述, 而且旗帜鲜明地指出:西方新闻媒体尽管在所有制上不受政府直接控制, 但也不享有绝对的自由, 因为其要受到财团、企业界等利益集团的控制。与中国相比, 只是在受控制方式和手段上有所不同而已。[4]此外, 外交部发言人还回应道: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 新闻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并依法享有充分的新闻报道自由, 其各项权益得到依法保护。
三、结论
综上所述, 笔者以为, 中西新闻自由观的差异与冲突, 实质上就是东西文化、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从此角度来讲, 中国不可能也不应当全盘接受西方社会的新闻自由理念, 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这也正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当前国际的现实。但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在未来的社会制度层而不是核心文化层接受西方的新闻自由, 并将其整合进自身的新闻自由文化体系当中。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此举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
当前及今后, 中国对于新闻自由的选择是, 在充分洞悉其自由与限制的两面性, 充分明确其权利与义务的双责任的基础上,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亦即包含平台与对话的新闻自由。而要实现此点, 需做到:衡量新闻自由时, 坚持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 即自由与制约的平衡、媒体的商品性与工具性的平衡、市场和法律的平衡、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平衡, 等等。因为, 只有“当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适合于社会总体平衡发展原则 (时) , 才会有利于社会的本身发展, 当然反过来也会促进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向更高层次发展。”[5]正视我国在新闻自由探索方面的不足, 不断摸索与积累, 既从传统中汲取智慧并自我总结经验, 又谦虚学习西方新闻自由理论中对我们有益的部分,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理论;对于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而言, 要多多思索中国新闻自由如何走向更深、更高层次, 如何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以及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等问题, 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新闻自由理论的构建承担起该负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陈慧.1991-2006年新闻自由研究综述[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 第1期.
[2]姜巍.近代中西新闻自由观比较[J].青年记者, 2008年, 第10期.
[3]郭可, 徐志红.试论中西方媒体自由现状——从社会平衡发展原理说起[N].新浪传媒, 2003-10-13.
[4]董小玉.新闻自由是把双刃剑——中西新闻自由观比较[J].新闻界, 2006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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