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建设论文(精选12篇)
城市经济建设论文 第1篇
一、运用城市经营理念研究城市经济、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三者统筹问题
城市经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 逐步进入我国的一种城市发展理念。是城市政府运用市场机制来调控城市发展目标与城市固有的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一种经济活动。城市经营既有政府行为, 又有市场机制, “两只手”相互影响, 相互补充。城市经营是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城市经营理念来发展城市, 就是政府作为经营者把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系统来运作和经营, 就好像经营一家企业。
城市作为系统, 它的发展离不开三个方面的环节: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如果希望城市系统能过良好、顺畅的运行, 必须考虑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政府工作角度出发, 这三大环节也就是政府发展城市的三大工作。从城市经营的角度梳理政府这三大工作的内在联系, 我们可以把城市看做一家企业, 那么城市经济就是生产的产品、城市建设就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过程、城市管理就是城市生产产品的质量保证体系。可以说, 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这三大工作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二、城市经济、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三者相互关系
1. 城市经济是城市经营的产品
政府作为城市的领导者、管理者和经营者, 归根结底发展城市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得到提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建设仍是当前我国的中心任务。可以说, 没有经济的发展, 也就谈不上其他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政府无论是运用城市经营理念发展城市还是采取其他的方法, 根本目的就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座经济繁荣、健康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发展才能够带来民众的充分就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当下, 各地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都是为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健康发展, 把城市经济作为城市经营的核心目标是毋庸置疑的。这样一来, 如果把城市看作一家企业的话, 那城市经济就是这家企业的核心产品, 提供给广大民众的核心产品, 也是政府进行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目标所在。
2. 城市建设是城市经营的过程
如果说城市经济是城市经营的产品, 那么城市建设就是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过程。衡量城市经济是否繁荣、健康, 标准有很多, 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标准就是, 这座城市的微观经济实体, 比如:各类企业、各类经济组织、各类中介组织是否足够多、足够活跃。而这些经济实体活跃的条件, 就是城市是否具备良好的交通、良好的城市基建、良好的生活环境、良好的人力资源等等, 这些方面的工作就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城市经营理念下的城市建设就是最大限度地盘活城市资源存量, 吸引增量, 扩大总量, 以实现城市资源配置容量和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以最少的社会成本带来最大的经济进步。
城市建设的过程即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各种资源包括:土地、产业资本、环境、人文、人力资本等进行整合、包装和营运的过程, 就是提炼、增加城市经济这一核心产品的附加价值的过程。最终提供给民众的城市经济这一产品, 是极具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还是粗加工的低劣产品, 主要取决于城市建设这一环节。
3. 城市管理是城市经营的质量控制手段
政府进行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包括:科学、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和规范的城市管理。通过城市管理, 来保证城市建设这一生产过程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偏差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在经营城市资产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城市的各种资产、资源在进行市场化运作之前, 必须有整体的规划和安排, 在运作过程中必须有规范的管理来掌控。就像任何一个企业都必做的功课:产品规划和过程控制。只有这样, 城市建设这一生产过程, 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最终打造出对城市内外的生产力要素产生极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城市经济。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提升城市建设水平 第2篇
宗山
城市建设与城市文化有机融合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城市物化的资源(如城市设施)和活的资源(主要是市民)的相互作用,来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过程。绿色文明是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标志,要求城市建设必须处理好城市范围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城市环境的关系,建设形神统一的生态城市。现代城市建设的目标,已从一维的社会经济繁荣走向三维的复合生态繁荣。一是财富,包括经济资产和生态资产的持续增长与正向积累;二是健康,包括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代谢过程的健康;三是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三者中,财富是形,健康是神,文明是本。城市建设必须从本抓起,全面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营造良好的城市人文环境,涵养市民素质,繁荣城市精神文明。环境改造人,人改造环境。提高城市建设水平,最根本的是要优化城市人文环境,充分满足人的生理与精神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达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目的。
一、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的理念源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其源远流长、包罗万象,体现在城市建设上,就是要充分照顾和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西欧国家的城市建设,大到城市的规划布局、交通组织,小到城市道路休闲椅的安装、公厕的设置,都无不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法兰克福、慕尼黑等许多城市都设有商业步行街。在城市主要道路的两侧,相隔不远即有固定式木椅供人们休憩。伦敦、巴黎等城市的街道合理布设有自动收费、冲洗的公厕,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卫生。他们还十分重视照顾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人的需要。各个城市的道路、商店、酒店等公共场所,都设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一些城市道路人行道上设有盲人专用通道,横穿马路的人行地道也设有残疾人专用升降电梯,伦敦的出租车上甚至都备有轮椅上下车辅助装置。一些临街的建筑工
地,安全防护措施非常到位,连脚手架两米以下的部位都要用泡沫塑料或木板包起来,以防行人不慎碰撞。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无不体现着对人的尊重和关爱,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着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文明程度。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城市建设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充满人文关怀,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基本需求和交流、学习、健身、娱乐、美学及文化等社会需求,诱导和激发人与自然的融合与升华。
二、建设宜居家园,创建最佳人居环境
人居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类身心健康,也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明确提出“人居环境”一词的时间只有10余年,但提出后很快就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和运用。到目前为止,人居环境尚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人对人居环境的理解各不一样。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狭义的人居环境是指人类聚居活动的空间,它是在自然环境基础上构建的人工环境,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理空间;广义的人居环境是指围绕人(个人、社会或人类)这个主体而存在的一定空间内的构成主体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各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人居环境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一般来说,可分为四个子系统,即自然子系统(气候、水、土地、动物包括自然属性的人、植物、地形地貌等)、建筑子系统(为人类提供庇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包括住宅、商场、办公、工厂等房屋)、网络子系统(主要指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给排水、交通、通讯等系统)、社会子系统(主要指行政、法律、人口质量、文化、经济、社会关系等)。创建最佳人居环境的基本目的是要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不仅使“居者有其屋”,而且使“居者优其屋”,从而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舒适、和谐。1976年联合国首届人居大会提出“以持续发展的方式提供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为改善住区规划和管理,综合提供环境基础设施等制定了行动依据、目标、活动和实施手段;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两个主
题,倡导保证人人享有适当住房和使人类住区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更公平、更持久,也更具效率的全球性目标。这些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最佳人居环境的涵义。从其涵义,我们可以知道最佳人居环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自然及人工生态环境,由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组成的生活环境,城市文化环境。人居环境的的现代涵义更强调物化环境基础上的人化环境。创建最佳人居环境的社会层面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活、消费方式,从满足于“有瓦遮头”的简单生存需求向追求居住的环境品质、生活品味转型,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道德伦理和价值标准,要求市民道德文明素质全面提高。因此,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要充分讲究文化因素,遵循“仁者爱人”的古训,添加更多的对人的尊重、对自然的尊重、对人的关怀,打造良好的城市人文环境。
三、美化城市环境,着力提升城市品位
现代城市建设要贯穿提升城市品位的理念。据汉语词典的解释,品位的本来意义是指矿石中有用元素或它的化合物含量的百分数,含量的百分数愈大,品位愈高。借用品位来描述城市,则是指通过对城市各种资源的整合配置,增强城市的品牌效应,提升城市的人文环境价值。城市品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经济文化内涵和不可交易的专有功能。城市品位以高度凝练的形式,集中了一座城市自然资源和人文创造之精华,比如法国巴黎被誉为“时尚之都”,是经过了几个世纪城市资源的配置和建设积累而成,从罗浮宫到香榭丽舍大街,均成为其引导世界时尚的标志。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要把提升城市人文环境的品位摆上重要位置。围绕美化环境、美化城市进行空间布局、建筑造型和设施建设,以环境品位来提升城市价值。要强化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精品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维护城市发展在历史上的连续性和重视城市建设的综合性与渐进性等原则,科学、超前、综合、高起点地考虑自然环境、人文因素和市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坚持建筑美和自然美相结合,用高水准的设计来实施城市建设的各项工程,精心实施城市精品工程,塑造富有城市特色的建筑形象,从而进一步
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的艺术水平。
四、延续历史文脉,打造城市个性魅力
析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 第3篇
摘要:通过运用面板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后,对武汉城市圈2003-2013年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3-2013年,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以2007年为最低拐点,2007年之后,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逐年上升;武汉城市圈中,黄石市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最高,潜江和天门市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较低,处于低度有效水平;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对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存在显著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状况、科技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圈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起负向作用。
关键词:经济效率,城市建设用地,DEA模型,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F30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16)07-0013-22收稿日期:2016-05-16
1 引言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14年中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表明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引致大量的建設用地需求,农地非农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城市建设用地利用也存在粗放、低效等问题。我国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已突破33.4×104km2,居世界第一。2009年,城市人均建设用地达133m2,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m2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m2的水平。我国城市土地40%以上低效利用,5%处于闲置状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内学者对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率也做了很多研究。陈伟等运用DEA方法、GIS空间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对1996-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变化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张良悦等运用DEA-BC2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247个地级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度。本文以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运用DEA方法对城市土地进行经济效率评价的基础上,提出面板三阶段DEA模型,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投入产出值的影响,从而得到更为客观的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值,为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2.1 三阶段DEA模型
三阶段DEA模型是Fried等在2002年提出的一种更好地衡量决策单元(DMU)效率的方法,相较于传统的DEA方法,它解决了决策单元之间的异质性问题。但是三阶段DEA模型主要适用于横截面上的决策单元,因此,本文对三阶段DEA模型在Fried(2002)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面板三阶段DEA模型,其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的DEA模型(BC2模型)。忽略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直接对所有DMU在评价投入产出模式下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由于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资源十分紧张,为了集约节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社会经济产出既定的情况下力求使城市建设用地的投入量尽可能小,且经济产出显现为规模报酬可变,所以本文采用投入导向型的DEA-BC2模型。该模型在原来的C2R模型基础上,将技术效率(TE)分解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其中,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其表达式为:
式(1)
式(1)中,i=1,2,…,n;j=1,2,…,m;r=1,2,…,s;n为决策单元的个数;m和s分别为输入与输出变量的个数;xij(j=1,2,…,m)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投入要素;yir(r=1,2,…,s)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第s个产出要素;θ为决策单元DMU0的有效值。
第二阶段:构建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的SFA模型。Fried等(2002)认为,第一阶段分析得出的投入(或产出)松弛变量受外部环境因素、随机因素和管理效率三部分的影响。第一阶段DEA模型所得到的效率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为剥离这些影响效率值的因素,需要利用SFA模型。通过模型,可以分别测度出上述三个因素的影响,从中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从而得出仅由管理无效率造成的DMU投入冗余。在这一阶段,需要根据第一阶段的测算结果,建立各决策单元投入松弛变量的SFA模型。松弛变量表达式为:
Sij=xij-xij* (i=1,2,…,n;j=1,2,…,m)
式(2)
式(2)中,Sij≥0,为松弛变量。xij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第j项投入要素实际值,xij*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第j项投入要素理想值。松弛变量Sij可由第一阶段DEA模型得到,以此作为因变量,环境解释因素zi为自变量,构建以投入为导向的SFA回归方程:
(i=1,2,…,n;j=1,2,…,m) 式(3)
其中,表示k个可观测的环境变量,β为环境变量zi的回归系数,表示环境变量对松弛变量Sij的影响方式,一般。是复合误差项,反映随机误差,且服从正态分布;反映管理的无效率,且服从正态分布,和独立不相关。对式(3)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到模型的回归结果,求出等参数。当趋近于1时,管理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当趋近于0时,随机误差是主要影响因素。再根据式(4)对初始投入变量的值进行调整:
式(4)
式(4)中,和分别为调整后和调整前的决策单元投入值。这一步调整,是为了在第三阶段对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进行测算时,使每个地区都面对相同的外部环境和运气。第三阶段:调整后的DEA模型。将第二阶段调整后得到的投入数据代替原始投入数据,产出数据仍为原始产出数据,再次运用DEA-BC2模型进行效率估算,最终得到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的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
2.2 数据说明
2.2.1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和信息完整性对后续的分析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现状以及参考相关文献,在兼顾评价指标可获得性、可量化性和可靠性的原则下,分别提取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来反映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现状。投入项与产出项之间必须符合“同向性”假设,即当投入量增加时,产出量不能减少。
本文着重从经济角度考量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故以单位土地经济效益的变化来反映土地利用效率的变化(见表1)。投入要素方面,主要从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这三个方面来考量。产出要素方面,主要从经济产出来反映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2.2.2 外部环境变量的选取
外部环境变量主要从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科技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这三个方面来考虑样本客观不可控因素。以交通基础设施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科技环境的优劣来衡量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状况,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衡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本文评价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湖北省统计年鉴》,选取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作为以下实证分析的原始数据。同时,本文所指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的统计数据仅为市辖区数据,不包括所辖县(市)。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第一阶段DEA-BC2模型
由于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资源十分紧张,为了集约节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社会经济产出既定的情况下力求使城市建设用地的投入量尽可能小,且经济产出显现为规模报酬可变,所以本文采用投入导向型的DEA-BC2模型。第一阶段DEA-BC2模型使用原始的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对武汉城市圈2003-2013年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在统一前沿面下同时进行评估,借助于Deap2.1软件,测算出武汉城市圈2003-2013年城市建设用地的综合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并得到了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规模报酬所处的状态。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武汉城市圈2003-2013年城市建设用地的综合效率值(见表2)。
测算结果显示,2003-2013年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設用地综合效率的平均水平为0.934,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88,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0.945,整体效率水平很高。从空间尺度上来看,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中,除了潜江、天门外,其余大部分城市综合效率的平均值在0.9以上,接近最优效率值1,表明从总体上看,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较高。在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中,咸宁市的综合效率值最高,达到了0.978;黄冈市、潜江市、天门市的综合效率值要低于城市圈的平均综合效率值0.934。从时间尺度上来看,武汉城市圈2003-2013年的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934,城市圈综合效率值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其中,2005-2007年、2009-2010年的综合效率值均要低于平均值,在2010年综合效率值下降到了最低点。
3.2 第二阶段面板SFA回归分析
武汉城市圈内部各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不均衡,不同决策单元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较大,上文第一阶段DEA分析所得到的效率值实际上是包含了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对产出的影响的。为了消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对效率值所造成的干扰,需要在这一阶段进行SFA回归分析。将由第一阶段得到的各个决策单元投入变量的松弛变量作为因变量,将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对外开放水平和科技环境这三个外部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然后将这些指标数据代入SFA方程中进行求解。通过运用Frontier4.1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利用SFA回归分解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对投入差值的影响,使城市圈9个城市都面对相同的外部环境和运气,从而更为客观的分析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见表3、表4)。
由于外部环境变量是对各个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所以当回归系数为负时,表示增加外部环境变量值有利于减少投入松弛量,即有利于减少各投入项的浪费和产出值的增长;反之,当回归系数为正时,则表示增加外部环境变量将会增加投入松弛量,从而导致各投入变量的浪费或者不利于产出值的增长。
3.2.1 人均道路面积
以人均道路面积来反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松弛变量的影响。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对人均道路面积的影响不显著,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道路面积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影响很小。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与人均道路面积呈正相关,人均道路面积的提高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很大的正向作用。因而,从整体上看,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显著地推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投入,造成投入的冗余。在武汉城市圈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有较大比重,而房地产的过度投资会引起囤地、圈地,造成土地的闲置,从而不利于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的提高。
3.2.2 科技环境
以科技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例来反映城市圈的科技环境。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对科技环境的影响不显著,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科技环境对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影响也很小。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在5%、1%水平,与科技环境均呈正相关。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科技环境的改善会造成城市建设用地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冗余,不利于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有可能是由于科技支出投向不合理、科技投资策略出现偏差造成的,不仅未能提高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反而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
3.2.3 对外开放水平
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反映城市圈的对外开放水平。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均在1%水平上显著,与对外开放水平呈正相关。武汉城市圈作为内陆地区,外商来此进行投资主要是看中城市圈地区比较低廉的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通常以较低的土地价格作为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来本地进行投资,造成了土地的过度供给,从而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市建设用地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投入的冗余,造成了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的提高。
3.3 第三阶段投入调整后的DEA实证分析
根据式(4)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和原始产出值代入DEA-BC2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第三阶段各个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以及所处的规模报酬状态。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武汉城市圈2003-2013年9个城市的建设用地综合效率值。
第三阶段DEA-BC2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03-2013年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770,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98,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0.772(见表5)。第三阶段DEA分析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后,效率值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可以看出,进行第三阶段DEA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从而能够得到更为准确客观的效率值。相较于第一阶段DEA,第三阶段DEA的综合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综合效率均值由原来的0.934下降到0.770,规模效率均值由原来的0.945下降到0.772,综合效率均值的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规模效率均值的下降;纯技术效率均值则有小幅增长,由原来的0.988增长到0.998。从整体上看,调整后的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并不高,可提升空间很大。进一步来看,调整后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98,基本达到了纯技术有效,表明城市圈对城市建设用地的管理水平较高,各项土地政策、土地利用规划及城市规划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调整后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772,规模效率较低,说明城市圈各个城市经济发展规模不合理,应当适度提升其发展规模。
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城市圈9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处于技术效率前沿面,综合效率均值仅有黄石市达到了0.902,其他城市都要低于0.9的水平,表明在武汉城市圈中,黄石市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较高;武汉、咸宁、鄂州市的综合效率均值分别为0.86、0.869和0.881,表明这几个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处于相对有效的状态;黄冈、孝感、仙桃市的综合效率均值分别为0.774、0.784和0.733,表明这几个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处于中度有效的水平;潜江和天门市的综合效率均值最低,分别为0.524和0.607,表明它们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较低。
从时间尺度上看,2003-2013年武汉城市圈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770,城市圈综合效率均值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2003-2006年城市圈综合效率均值呈现小幅上升,增长了4.2%;2006-2007年综合效率均值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下降了22.06%;2007-2013年综合效率均值逐年上升,年均增长10.63%。其中,2007年城市圈的综合效率均值降到最低点,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城市圈经济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其影响,造成经济发展规模下降,规模效率值也降到最低点,从而影响到综合效率值。2007-2013年城市圈综合效率均值逐年上升,主要得益于“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正式建立。
3.4 三階段的比较分析
根据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分析结果,分别列出这两个阶段的综合效率值(TE)、纯技术效率值(PTE)和规模效率值(SE),并对第一、第三阶段城市圈各个城市的效率值做一个比较分析(见表6)。
通过表6可以看出,经过第二阶段的调整后,城市圈各个城市的综合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变化方向和大小不一。相比较于第一阶段的测算结果,城市圈9个城市中,黄石、黄冈、鄂州市的综合效率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尤以黄石市综合效率值排名上升最多,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一位,说明黄石市处于较差的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中。而武汉、咸宁、仙桃、潜江市的综合效率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它们处于较好的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中。只有孝感市的综合效率值排名没有出现变化。
相比较于第一阶段的纯技术效率值,城市圈9个城市中,孝感市和潜江市的纯技术效率值为1,达到了纯技术有效;其他7个城市的纯技术效率值也比较高,表明总体上城市圈各市对城市建设用地的管理水平较高。
相较于第一阶段的规模效率值,城市圈9个城市的规模效率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咸宁市的规模效率值由原来的第一位下降到现在的第三位,而黄石市规模效率值由原来的第三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一位。综合效率值处于第一位的黄石市,规模效率值也是处于第一位,可见规模效率对于提升一个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综合效率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城市圈各个城市应该结合各自区域特点,调整经济发展结构,适度提升经济发展规模。
4 结论
本文通过运用面板三阶段DEA模型对武汉城市圈2003-2013年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对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存在显著影响。从反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情况的人均道路面积对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的影响来看,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利于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城市交通基础的完善带来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投入,造成了城市土地的闲置和浪费,这表明城市圈内部各个城市要控制城市的外延式发展,实施内涵式发展,改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投资结构,减少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另外,科技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的提高起到反面的负向作用,这主要与一定阶段内科技支出投向不合理、科技投资策略出现偏差以及吸引外资的政策方式不合理有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来本地进行投资,竞相压低地价,甚至对一些投资商实施“零地价”,诱使投资商进行大规模圈地,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为了解决投资商对土地圈而不用的状况,政府部门在为投资商提供土地时候,应该对单位土地投资强度予以规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二,经过三阶段调整后的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综合效率均值为0.77,处于较低的土地利用水平,理论上尚有23%的土地节约潜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潜力较大;从城市圈内部城市细分来看,天门和潜江这两个县级市的城市建设用地综合效率最低,分别为0.607、0.524,表明天门市和潜江市存在土地利用粗放的问题。城市圈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98,基本达到了纯技术有效,表明城市圈内各城市对城市建设用地的管理水平较高,各项土地政策、土地利用规划及城市规划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调整后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772,规模效率较低,其中又以天门市和潜江市的规模效率值最低,分别为0.607、0.524。而天门和潜江市的纯技术效率值分别为0.999、1。可以看出,造成天门市和潜江市建设用地综合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值低,因此,天门和潜江要扩大其经济发展规模,优化经济结构。
第三,从空间尺度来看,武汉城市圈中,黄石市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最高;武汉、咸宁、鄂州市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处于相对有效的水平;黄冈、孝感、仙桃市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处于中度有效水平;潜江和天门市的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较低,处于低度有效水平。从时间尺度来看,2003-2013年,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以2007年为最低拐点,2007年之后,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逐年上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参考文献:
1.马永欢.关于在“十二五”规划中设置国土资源领域核心指标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10.4
2.陈伟 吴群.长三角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14.9
3.张良悦 师博等.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对地级以上城市的DEA分析.经济评论.2009.4
4.刘东伟 张文秀等.四川省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分析.资源与产业.2011.1
5.Fried,Lovell,Schmidt,et al.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Effect and Statistical Noise in 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2.17
作者简介:
肖旦,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不动产经营与管理。
城市经济建设论文 第4篇
1.1 城市林业化内涵
20世纪下半叶, 一些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提出了“城市林业”概念, 就是要把森林引入城市, 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 防治环境污染,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所以, 发展以乔木为主, 乔、灌、花、草相结合的拟森林环境, 是城市绿化的主要内容。树、花、草是城市绿化中的三要素, 均是城市绿化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但要因地制宜, 设计绿化要采用相应手段, 以获得最佳生态效益和园林景观效果。
1.2 城市林业化绿化的内涵
城市林业化绿化是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创造融合自然的生态游憩空间和稳定的绿地的基础上, 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 借鉴地带性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结构特点和演替规律, 以植物群落为绿化基本单元, 科学而艺术地再现地带性群落特征的城市绿地。从城市绿地系统角度, 绿地的布局、规模应重视城市景观结构脆弱和薄弱环节的弥补, 考虑功能区、人口密度、绿地服务半径、生态环境状况和防灾等需求进行布局, 因害设绿, 按需建绿和扩绿, 并从市民生存空间和自然过程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出发, 重视绿地的镶嵌性和廊道的贯通性, 将人工要素和自然要素整合成绿色生态网络;从绿地群落角度, 应顺应自然规律, 利用生物修复技术, 构建层次多、结构复杂和功能多样的植物群落, 提高自我维持、更新和发展能力, 增强绿地的稳定性和抗逆性, 实现人工的低度管理和景观资源的可持续维持及发展。
1.3 城市林业化绿化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独特作用
净化城市空气、水分、土壤, 保护人民健康;改善城市环境, 创造舒适的小气候;提高城市景色美感和质量;丰富城市居民的文化精神生活。城市绿化功能的优劣是以单位土地面积的植物叶片总面积为主要标志, 因此增加叶面积, 也就是增加了城市绿化的生态作用。为此, 针对在一些地方的城市绿化中“草坪热”的流行, 须树立城市绿化的生态意识。
2 城市林业化绿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生态环境效能低下
(1) 由于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过程, 从而造成了城市发展壮大后环境绿化上的“先天不足”, 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已经破坏。 (2) 城市绿地因在规划设计阶段未追求“艺术”, 强调平面效果。 (3) 草坪热“温度”不减, 这样就形成了很多以草坪为主的观赏性较强的绿地。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城市环境, 满足了部分人的虚荣心。但是城市绿量却是严重不足, 没有形成合理的绿化模式及立体空间的绿色网络。
2.2 绿化的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依然严重
为了快速成景或达到某种效果大量移植大规格树木, 直接后果不但破坏了树木原生地的生态环境, 移植后的树木自身生态功能的发挥也大打折扣。而一些专家学者早就对这种违背城市绿化建设规律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并指出了其危害性。
3 城市林业化绿化的绿化要点
3.1 将森林引入城市
这一点对城市绿化建设来说相当重要。分析当前城市绿化的现状, 最大的误区是为了美观而种树, 随处可见在水泥板的包围中种一棵树, 建一花坛等, 给人一种造作的感觉。要走出误区, 就得从根本上改变观念, 将森林引入城市。从设计上把关, 抛弃陈旧思路, 参考当地的生态特点, 大胆地、大手笔地把森林生态建设设计到城市绿化建设当中, 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最佳的效用。
3.2 树种要合理选择
应考虑的是让其发挥最佳生态功能, 所以应根据地理位置、气候类型尽可能地以抗病虫害能力强、适应性强的乡土树种为主, 辅以能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外来树种。使乔、灌、草相结合的人工植物群落模式形成最和谐的生态关系, 能达到理想的绿化、美化、净化效果。
3.3 把乔、灌、草合理搭配
植物种植结构的有效配置与植物自身的生理特性及种植地点的自然特性是紧密相关的, 能够形成植物合理有效的配置, 会使绿地整体长势良好, 发挥理想的生态效益, 同时更会节约维护费用。
3.4 城市绿化设计规范化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名单 第5篇
迁安、白城、镇江、嘉兴、池州、厦门、萍乡、济南、鹤壁、武汉、常德、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区和西咸新区。迁安
迁安市隶属于河北省,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南麓,滦河岸边。资金来源有4个方面,一是地方财政投入,迁安市地方财政总计投入15.45亿元,二是中央财政补助,三是PPP项目融资,四是相关企业投入。
白城
白城市是吉林省所辖的地级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嫩江平原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部。按照国家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部委的评审标准,获得前六名的城市,在3年建设期内,国家每年给予地级试点城市专项补助资金4亿元,3年累计可达12亿元。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引入社会资本情况达到要求比例并高质量完成工程项目还可获20%的资金奖励,合计可达14.4亿元,并将拉动市场化资金40亿元以上。
镇江
镇江是中国江苏省所辖地级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中国东部沿海、江苏南部,古时称“润州”,民国时期为江苏省省会。在今年4月,国家财政部公示了2015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名单,江苏省镇江市成为16个国家试点之一,未来3年该市将获得12亿专项补贴资金的扶持。今后要把地块雨水吸纳率等指标作为开发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的重要技术指标,通过规划来有效落实海绵城市的各项建设。城市绿地系统、公园都将成为重要的海绵体。同时推进海绵型道路和广场建设,新建城市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广场、停车场推广使用透水铺装系统。新建住宅小区要规划建设雨水系统,室外步行道、停车场应采取透水铺装,政府投资的保障房等项目要率先落实。
嘉兴
嘉兴,是浙江省地级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的腹心地带,是长江三角洲重要城市之一。一旦获得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资格,意味着嘉兴市在未来3年将获得至少12亿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资金,这或将是嘉兴市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的国家城市建设单项补助。基于嘉兴城市雨水系统建设需求、海绵城市与排水防涝系统控制要求以及示范展示性,嘉兴计划在市区18.44平方公里的规定示范区内,针对旧城改造示范区域、南湖重点保护示范区域、已建新城改造示范区域、未建新城建设示范区域等各个区域的特点全力推进低影响开发,“示范区78%的雨水量要实现渗、滞、蓄、净、用,只有22%排入河中,从而大大减少积水和水污染。”
池州
池州,别名贵池、秋浦,安徽省辖市,是长江南岸重要的滨江港口城市。2015年完工项目19个,2016年完工项目59个,2017年完工项目39个,项目总投资211.62亿元。池州市选取中心城区核心区18.5km2的范围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区,示范区覆盖池州市主要建成区(老城区)和典型新城区(天堂湖新区),老城区10.68km2,占比57%,天堂湖新区7.82km2,占比42%。至2017年,示范区城市内涝防治标准达30年一遇,城市防洪标准达100年一遇,防洪堤达标率100%、排涝达标率80%、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80%、降水滞蓄率10%、水域面积率11%,雨水资源化利用率3%,基本建成现代雨水控制利用系统、海绵城市建设长效管理机制,将池州打造成全国中小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的典范。
厦门
厦门市,别称鹭岛,简称鹭,位于福建省东南端,南接漳州,北邻泉州,东南与金门隔海相望。中央财政将对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给予连续三年、每年4亿元的国家专项补助资金。厦门计划在海沧马銮湾片区以及翔安新城东南部区域试点建设“城市海绵”,其中,马銮湾片区约有20平方公 里,翔安新城东南部计划划定15平方公里进行试点。据悉,“海绵城市”的试点项目 包括新建、改造小区绿色屋顶、可渗透路面及自然地面等,强化城市渗水能力;建设下凹式绿地和植草沟,强化城市雨水滞留能力;保护、恢复和改造城市建成区内 河湖水域、湿地等,并加以利用,增强城市蓄水能力;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综合整治河道,建设沿岸生态缓坡等,开展海湾清淤,净化城市水资源;包括改造 村庄雨污分流管网和低洼积水点的排水设施,增强城市排水能力等。
萍乡
萍乡市,是江西省地级市,位于江西省西部,毗邻湖南省。该市选取老城区内易受洪涝影响区域作为老城区试点;选取新城区商务中心与行政办公中心区域作为新城区试点;围绕萍乡特色和生态涵养发展,增加田中湖及其周边区域,共同组成萍乡海绵城市示范区,总面积为32.98平方公里未来3年内,该市将完成147个项目,项目类型包括现状小区改造、新建小区的建设、公园广场的建设和提升改造、河道综合治理、湖泊及调蓄区建设、雨污水设施建设、道路的建设和改造、监测及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总投资达到46亿元。
济南
济南市,简称“济”,别称“泉城”,山东省省会。山东省济南市将以大明湖兴隆片区为试点区,以玉符河济西湿地片区为推广区,计划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投资148.75亿元实施63个项目,统筹推动城市水系统、园林绿化系统、道路交通系统、建筑小区系统、能力建设系统五大系统建设。济南市的新开发片区应将海绵城市要求纳入两证一书、土地出让、施工图审查、开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城市规划建设管控环节,小区内道路及广场要采用透水铺装,透水铺装率不低于70%。此外,在建与既有建筑小区要因地制宜进行改造,合理分布雨水桶和雨水调蓄池。采用下沉式绿地、建设透水性停车场等措施。今年,邮电新村、南郊宾馆老旧片区、伟东新都老旧片区、玉函小区、阳光舜城、兴隆新区、鲁能片区7个片区也将进行改造,2017年3月份左右完成改造,变身“旱可吐水,涝可吸水”的海绵体,总体实现75%至85%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鹤壁
鹤壁,河南省省辖市,位于河南省北部,太行山东麓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带。以后的3年里,我市每年将获得中央财政4亿元的专项补助,如果采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达到一定比例,每年还将得到4000万元的奖励补助。同时,我市将开展五大类35项的试点项目建设。
武汉
武汉,简称“汉”,中国湖北省省会。地处江汉平原东部。未来中央将直接投资15亿元支持武汉城建。武汉市方面也积极表示,三年内共计将投入102亿元,以点带面探索城市治水新模式。其中两处示范区已经明确。青山示范区面积23平方公里,四新示范区面积约15平方公里。预计投资102亿元对这一旧一新两个示范区开展海绵城市建设、改造和管理机制的探索与创新。
常德
常德,古称“武陵”,别名“柳城”,是湖南省省辖市,湖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未来3年,我市将获得超过12亿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资金。
南宁
南宁,简称邕,古称邕州,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广西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南宁市计划投资约87亿元,在公共建筑、居住小区、市政道路、公园绿地、内河水系等具备改造实施条件的示范区开展海绵城市试点工程建设,打造总面积为54.6平方公里的海绵城市示范区。2015年计划开工项目104项,完工60项,涉及开工项目的海绵城市投资约35亿元。
重庆
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直辖市。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重庆将在悦来新城18.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展山地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按照海绵城市三年建设的要求,今年预计将投入约8亿元,启动对8条已开工、在建的城市道路的改建,以及对悦来国博中心场馆和周边环境超过40万平方米的范围改造升级,同时对已启动建设的约120万平方米房地产项目进行引导。
遂宁
遂宁,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中央财政将对首批试点城市给予专项资金补助,补助时间3年,金额为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会城市每年5亿元,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按此计算,遂宁市3年内有望获得12亿元补贴。
贵安新区
贵安新区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结合区域,范围涉及贵阳和安顺两市所辖4县(市、区)20个乡镇,规划控制面积1795平方公里。贵安新区“海绵城市”试点建设总投资约46.7亿元,资金需求巨大,预计社会资本投入30亿元,占比高达63.8%。
西咸新区
中小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探索 第6篇
关键词:中小城市;智慧城市
一、目前中小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
(一)中小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有利条件。(1) 政策支
持——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契机。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城市人口大幅增长,这种城镇化给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极大负担。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推动技术创新,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为城市管理提供新思路。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规划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要顺应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理念新趋势,提高城市智能化水平,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契机,创造了良好的氛围。(2)基础形成——信息化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信息平台建设已经起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础初步形成。目前,中小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各种信息平台建设已经起步。以烟台为例,截至2014年底,烟台城域网已达 30 万纤芯公里,互联网出口达 340G,宽带互联网用户达119.87 万户;实现了3G网络在市辖各区、各县的100%覆盖。全市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公安等信息系统已形成六大平台,初步建成了大批社会化信息管理系统。
(二)中小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不利因素。(1)理念束缚。主要是有些城市管理者思想认识不足,对创新城市管理制度与采用新技术缺乏能动性。目前有许多城市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仍然停留在传统城市管理阶段,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巨大冲击缺乏必要的准备,尤其是当新的治理模式或技术手段与现存政策发生冲突时,许多管理者往往不考虑新模式或新技术带来的效率提高,也没有考虑如何做到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仅从本位出发,从减少管理量,为减少麻烦,简单地制止。这种管理模式已严重妨碍了效率及资源的优化配置,管理者必须改变思维,更新理念,实现政府治理在信息社会的转型。(2)法律缺位。我国智慧城市领域的相关法规仍不够完善。智慧城市的基础是以大数据为特征的数据库,而数据库的建立则基于海量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包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这一点目前社会已经形成了共识,但也由此引发了各种利益冲突,出现了许多利益纠纷,产生了种种合法与非法之间性质相对模糊的行为,这些法律关系都需要由立法界定并进行调节。但目前我国法律中虽然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概念,却没有对个人信息的具体内容做出规定。这样无论涉及个人信息的搜集、利用还是保护就会产生诸多纠纷,如到底是可以公开的个人信息,还是需要保护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使用收益在收集部门和个人之间应该如何分配。这些问题如无一定的判定原则或具体法律规定,则很难厘清,也很难判定或履行相关的权利或义务。(3)协调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跨区域、跨部门间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信息资源开发的步伐仍然滞后。一般来说,中央、省市等各上级部门在中小城市都有对应的业务机构,每个部门也都建立了垂直的信息平台,搞了很多信息系统的应用。这些应用现在来看很多成了信息孤岛。原因是各部门各自为政,部门间信息不能共享。以烟台为例,信息孤岛的现象烟台是特别严重的,信息孤岛的存在,危害有三:其一,重复建设,严重浪费信息建设资金;其二,部门条块分割,居民办事深受其害;其三,现存信息系统仅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管理者无法获取城市管理的必要信息。这种现象在中小城市普遍存在,因此,中小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建立公共的信息平台,消除信息孤岛现象,这就必须加强协调。(4)财力不逮。智慧城市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对中小城市是一个难题。中小城市财政状况无法与大城市相比,而其城市基础设施与大城市相比却普遍相对落后,大部分中小城市目前处于城市改造、建设投入高峰期,负债比较严重。在经济新常态下,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模式再也难以为继,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要求城市管理者必须有智慧。(5)技术约束。中小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在技术方面的障碍,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标准滞后。智慧城市要改变目前城市信息化建设的信息孤岛现象,使各信息系统互联、互动、共享,必须有统一的数据标准。目前,从国家层面上还缺少这样的标准体系。这个问题必须靠顶层设计来解决,否则将来还要再解决“车不同轨,书不同文”的问题。二是网络和信息安全面临挑战。目前的信息网络安全状况对智慧城市建设是一种严重制约。如果没有安全保障,那么个人隐私问题、财产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都会受到严重挑战。但是安全问题至今我们还不能彻底地解决,因为在目前的智慧城市框架下,还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机构和单一方法能够独立、有效地完成对多维世界的身份管理。
二、加快中小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立法,制定相关规范标准。首先,从国家层面应加快有关智慧城市建设的立法工作。当前应尽快解决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的界定,明确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在搜集、运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的立法,打击信息领域犯罪,有效保护计算机网络和公共信息平台的安全运营。其次,必须尽快建立智慧城市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当前尤其要重点解决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智慧城市这种管理模式,运行正常能给我们带来效率提高,生活便捷;运行不好,则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安全保障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行的基础保障,没有科学的标准和规范,则很难防止外来的攻击和入侵,很难保证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很难避免冒名操作、无权和越权访问,很难杜绝人为的一些安全漏洞。因此,建立国家层面的标准和规范,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加强宣传培训,解放思想,更新理念。首先,智慧城市是信息化的产物,其思想基础是互联网思维。在智慧城市模式下,管理从来没有如此快捷,管理从来没有如此宽泛,城市管理主体与客体从来没有如此遥远而接近。面对这种变革,如果不能更新管理理念,管理者在新的管理模式前势必手足无措。因此,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强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认知度与参与度,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其次,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既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推进这一系统工程的领导者。因此,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进程中,应加强与当地高校、职校和各类培训机构合作,对分管此项工作的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培训。
(三)加强组织领导,促进市县、部门间协同。首先,作为一个系统,最能决定工作进展顺利与否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因此,各部门、各区域必须做到统一调度,协同推进。其次,智慧城市建设的进程,是一个部门利益、权属重新划分的过程,许多工作常产生外部效应,会引起一些部门的变相抵制和故意拖延,这些必须由有权威的领导小组来协调推进。
(四)加大引资力度,创新融资方式。首先要加大引资力度。要摒弃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对于需要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的问题,要坚决依靠市场。其次,在智慧城市建设资金的筹集过程中,要创新融资方式。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通过私募市场和投资基金支持智慧产业的发展,勇于试水PPP等公共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 阿拉木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政策法律问题[J].中国智慧城市,2013,10.
“城市病”防治与“智慧城市”建设 第7篇
1“城市病”防治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关联性
2013年, 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 已经进入城镇化提速的关键期。城镇化率达到40%~60%, 既标志着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 也意味着“城市病”进入了多发期和爆发期, 继续推进城镇化将面对更加严峻的空间、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一个时期以来, “城市病”在我国大中城市呈集中爆发趋势, 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疫病流行、食品安全等层出不穷, 与之而来的“城市病下乡”现象也开始凸显。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交通拥堵已成为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常态, 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 有80%的路段和90%的路口的通行能力已接近极限。2013年, 雾霾不断蔓延加剧, 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 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 创52年来之最, 河北出现雾霾污染城市群。“‘新兴+转轨+转型+快速城市化’使得我国‘城市病’问题更具复杂性、综合性。中国城市的‘急症、慢症、并发症’存在共发的可能[1]。”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更应是人的城市化。推动绿色转型, 建设生产、生活和精神三大核心功能协调发展的美好城市, 是城市化的目标和价值所在。因此, 推动城市化, 必须要最大限度地防治“城市病”。应该说, 产生“城市病”的原因多种多样, 如生产生活方式、政策体制、资源约束等等,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化建设中缺少智慧管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明确要求要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所谓“智慧城市”, 是指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实现大系统整合的, 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交互的, 由公众广泛参与的城市创新发展模式。智慧城市建设将能有效地防治“城市病”。以交通拥堵为例, 现在国内不少城市的红绿灯配时设置不科学, 有些甚至是靠个人经验进行设置, 不但对疏导交通没什么作用, 反而造成成了人为添堵。有些城市采用基于智慧城市理念的“绿波控制”技术, 对红绿灯周边道路的车流量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通过多种智能交通物联网感知终端、系统设备和共性平台的处理, 红绿灯会随着路上车流量的状况自动调节, 就会使原本拥堵的道路变得畅通。因此, 要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 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有效防治“城市病”。
2 对“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城市病”防治的思考
美国未来学家雷·库日韦尔认为, 2029年人工智能将达到人类智力的水平。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对信息社会的设想已经得以实现, 他还预言未来有一天, 灵巧的机器将会联结在一起并组成一个巨大的联系网络。比尔·盖茨曾宣称:10年之内, “网络操作系统”将把全世界的电脑连接成一个“超级大脑”。电脑将“以一种无可商讨的方式, 重构我们的时间和空间。”[2]2009年, 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提出“智慧地球”概念。早在2004年, 韩国政府就基于U-City理念, 推出了U-KOREA (U-韩国) 发展战略, 提出要构筑智能化、未来型的尖端城市。韩国一些城市已经进入U-City时代的智能阶段, 城市设施、安全、交通、环境等实现了智能化管理与控制。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颁布, 2014年我国成为“智慧城市落地元年”, 2013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总数已达193个, 工信部公布的试点名单达到140多个。可以预见的是, “智慧城市”建设将为“城市病”防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科技支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有三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2.1 大力发展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
1999年, 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2009年, 美国将新能源和物联网列为振兴经济的两大重点。我国也已把物联网列为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物联网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提和支撑, 随着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射频识别、气体感应器、红外感应器等各种装置与技术的发展, 物与物、物与人, 所有的物品与网络之间的连接成为可能。城市化具有规模效应, 只有实现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 才能实现城市的规模化效应。同时, 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和特征, 一味地设置门槛只能给城市造成大批的“候鸟”和“过客”, 带来社会风险与挑战。因此, 在城市规模加大的情况下, 必须要高度重视和运用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来创新城市管理。如治理交通拥堵, 对车辆拥有总量、交通高峰期的车流量、上下班时间集中状况、交通拥堵的点段等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测算, 运用智能化技术能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和科学性。
2.2 积极扶持基于智慧城市的新兴业态
智慧城市发展必然会催生一些跨领域、融合性的新兴产业形态。据一些机构预测, “十二五”期间,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规模将达到2万亿, 这将迅速带动相关产业链条及企业的飞速成长, 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家居等等。在2010上海世博会上, 就展示了新兴业态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智能冰箱可以与超市配送中心联动, 智能坐便器具备传输远程医疗功能……等等。在某种程度上, “城市病”的发生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智慧城市建设将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出行、休闲、购物等生活方式、聚集方式和交流方式, 会对控制和防治“城市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要高度重视、大力扶持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新型业态发展, 不仅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更要将其作为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好城市的重要内容。
2.3 高度重视“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开放和数据安全
智慧城市更加强调公众参与和互动, 更加聚焦民生与服务, 更加强调感知与物联, 这些特征都会为防治“城市病”提供手段和途径。实现这些服务的核心, 一是物联网, 二是云计算, 其基础是“数据”。没有大数据, 智慧城市就是空架子, 智慧城市不仅需要而且也会产生海量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由海量传感器组成的物联网将不断采集海量数据, 例如交通数据、地图数据、环境监测数据、垃圾处理数据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数据等等, 同时也需要利用大量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如人口数据、建筑数据、街道数据、水文数据以及各行业数据等等。其中, 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信息共享问题。只有加速开放数据, 打破城市数据相对孤立和封闭状态, 向社会和公众开放, 才能实现对数据的有效挖掘和分析, 提高智慧城市运营水平。二是信息安全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来很多安全问题, 只有避免数据泄密, 保证信息安全、数据安全, 才会保障智慧城市的健康运营。
当前,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美好城市,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有效防治“城市病”问题, 将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摘要:本文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角度, 针对“城市病”防治问题, 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关键词:“城市病”防治,智慧城市,城市建设
参考文献
[1]张然.大城市步入“城市病”爆发期[N].北京:京华时报, 2012-02-10.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 第8篇
城镇发展需求创造智慧城市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这期间城镇发展基本上是政府作为推进主体, 工业化大发展, 以土地为主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模式。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发展非常迅速, 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种模式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这几十年的财富和社会发展同时也出现许多问题。城市病多发, 管理和服务的质量与生产生活的需求不匹配。未来我们的城市资源配置需进一步优化, 城镇化推进的方式要回到对规律的把握上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向新常态转变, 产业结构要向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行转变, 要素投入要向创新性发展模式进行转变。
智慧城市的出现可以说正好迎合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求, 这也是地方政府对此非常关注的原因。
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提供了支撑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大发展 (包括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 则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支撑,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相融合, 能产生倍增效应, 能促进用新的思路和工具解决交通、医疗、教育等各种问题, 有效提升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和管理水平, 推动产业发展转型、管理方式变革和社会效率提升。
我国作为信息应用大国, 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 同时也具有无限的挖掘价值。从政府的角度要强调对内的共享和协同、对外的开放和利用。比如北京市对各政务部门可开放的各类数据的提供下载与服务, 为企业和个人开展政务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利用提供数据支撑, 推动信息增值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相关数据分析与研究工作的开展。上海市政府也推出了数据服务网2.0版, 在全国推进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和开放。
国家政策引导奠定了智慧城市国家战略地位
随着智慧城市越来越多得到关注, 党和国家对建设智慧城市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工作部署。
2014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 明确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要求“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 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 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同年8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保障措施等提出具体要求, 引导智慧城市建设有序推进。
2015年3月25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 (国发[2015]14号) 》, 提出“发展智慧城市, 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加强城市供水供气供电、公交和防洪防涝设施等建设。坚决治理污染、拥堵等城市病, 让出行更方便、环境更宜居。”, 并明确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为首的12个部委局负责落实。智慧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管理和业态的创新提供了智慧城市建设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和企业也都在不断探索中进行管理模式和建设运营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传统的政府为主模式不能满足投资需求, 需要更多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来参与, 将市场机制引入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很多企业也朝着“智慧城市运营商”的角色在进行转变, 中兴通讯参与的银川智慧城市建设模式也得到了多位领导人的参观和认可。
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在推动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方面也密集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文件, 以引导PPP模式的项目实施;PPP模式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项目的效率和水平, 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促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PPP作为众多投资运营方式之一, 也是解决智慧城市建设难题的有效途径。未来将有更多的创新智慧城市建设运行机制和投融资模式涌现出来, 激发社会活力, 推动企业与各地智慧城市建设, 提高城市承载力, 保障城市安全。城市创新, 要同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找到城市内在要素、城市自然资源禀赋和城市产业的关系, 推动“四化”融合发展。
建设落地强调民生服务
智慧城市已经逐渐在管理和民生领域显现效果, 包括养老、医疗等。我们现在处在创新2.0模式时代, 从生产泛式向服务泛式转变。去年1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历史性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我们的产业结构比例发生了变化, 业态也在发生更新。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 从1.0向2.0转变有很多模式, 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通讯, 还是传统的社交网络, 包括创新和实验室开放空间, 以及生产管理组织方式, 都从原来以生产者为中心, 转变为现在以用户为中心。包括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 也都有很大的变化, 这是未来建设发展的趋势。
新时期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注意的几点
论城市规模经济与城市规模发展 第9篇
所谓城市规模, 通常是指城市的土地、人口及经济等方面的数量规定, 它主要表现为在一定的时间内, 构成城市的各种物质和经济要素的集聚程度和数量多寡。通俗地说, 城市规模就是城市的大小, 它是城市吸引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大小的标志, 是一个含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数量概念。
按照城市内集聚的要素不同, 可以把城市规模分为城市空间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及城市经济规模这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其中, 城市空间规模是指城市占用、使用土地范围的大小, 通常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城市人口规模是指城市人口的数量, 通常以市区的常住非农业人口作为标准;城市经济规模是指城市经济中诸经济成分, 诸产业部门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诸方面在城市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 它是城市经济实力的具体体现, 一般用城市资产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和经济当量等复合指标来表示。城市资产规模是指城市自身所拥有的财产规模, 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它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基础, 城市资产规模越大, 城市规模相对也越大。城市市场规模是指城市市场的数量、等级、辐射力以及市场交易流量。市场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规模扩张是否具有较强的张力, 市场规模越大, 这种张力也就越大。经济当量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 主要反映在一定城市规模下的单位经济实力。
按照城市内各种要素集聚的程度和数量多寡, 一般可以把城市规模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市等几种类型。这种类型划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面积大小、人口总数、城市人口数、城市化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政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则将2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超大城市。人们一般都把中国的城市规模划分为五个等级, 即超大城市 (城市人口在200万以上) 、特大城市 (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 、大城市 (城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 、中等城市 (城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 和小城市 (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下) 。
二、城市规模经济
城市规模经济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 它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大, 城市生产、生活以及建设与运营的单位成本递减、经济效益递增的现象。城市较高生产力和递增收益首先来自城市规模经济, 城市规模经济还表现在居民个人、企业和城市。
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 城市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居民工资收入的增加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两个方面。美国的有关研究表明, 城市的工资水平是城市规模的一种函数, 不同城市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可以用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同来解释, 并且工资水平大致上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上升的。在消费上, 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市会具有更加多样化的消费品和生产投入品, 这种多样性可以增加产出和效用, 使大城市具有更高的生产力, 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也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生活的居民能够得到相对较多的便利或相对较高的福利水平。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城市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效益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及市场容量的扩大。美国58个大城市研究结果表明, 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生产率要比规模较小的城市生产率高出8%。城市人口增加一倍, 与之相联系的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6%, 市场容量大小与城市规模大小成正相关, 市场容量越大, 企业获得的需求支撑也越大, 而且市场容量增大势必带来劳动力队伍的壮大和劳动技能的提高, 企业更会因市场容量的扩大而享受到更多更便捷的服务。这些因素, 都将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从城市角度来看, 城市规模经济带来的城市规模效益是指整个城市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是由于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 生产中的范围经济, 商品交易中的规模经济以及信息传递的规模经济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城市范围内的规模经济的出现。以信息传递的规模经济为例, 信息和知识的交流由行业内部扩展到了行业之间, 不仅使人力资本的的形成获得了正外部性, 而且交流作用于生产活动, 提高了生产力和工资水平。
一般来说, 城市规模与城市规模经济存在一定的正的相关性。超大、特大、大、中等以及小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存在较大的不同, 这一点有不少研究并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在我国, 城市规模经济效益也十分明显。韩士元 (2004) 选取了2000年的20个超大城市、20个大城市、20个中等城市的GDP和利税总额数据, 分别计算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和利税总额数据, 分别计算这些城市的人均GDP、人均实现利税指标, 通过计算得到以下结果:2000年, 20个大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超大城市的49%和50%;20个中等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大城市的88%和65%, 20个超大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中等城市的2.32和3.08倍。
城市增长与城市规模发展所谓城市增长, 其实是指城市综合体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很显然, 城市增长包括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城市量的增长包括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增长, 城市规模的增长具体表现为空间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等量方面的增长。城市质的增长是指城市素质的增长, 表现为城市自组织能力的增强, 城市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制度的变迁、管理的改善、环境的优化以及市民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城市质的增长会使城市更为美丽、更清洁、更和谐、更文明、更富裕、更高效、更民主、更富有活力。
城市规模和数量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影响和制约因素包括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文化的等多个方面。影响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等地区资源;交通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设施的供给量以及城市的经济实力。城市规模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双重制约。其中, 客观因素包括城市的地形、地貌, 水资源、矿产资源、地震地质、对外交通、规模经济、科技进步, 经济实力以及经济结构。主观因素包括:重大工程项目布局, 人口生育政策, 城市规模, 特殊优惠政策。客观因素决定城市规模的基本框架, 主观因素则对这种框架进行必要的调整。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还包括:城市的性质、城市的空间位置和容量, 城市基础设施的容量以及城市的资源条件和容量等。
城市科学研究表明, 城市比较优势、城市内部规模经济、城市集聚经济、城市技术进步、信息城市五方面是决定城市规模、等级差异的决定因素。比较优势体现较强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城市内部经济体现经济效益和效率;城市集聚度体现低成本和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是城市规模增长的内在持续动力。因为技术进步通过对城市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发展;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结点的控制权是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
摘要:城市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经济聚合体, 城市化能够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 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但城市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 过大的城市规模反而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发生。因此, 需要研究最优城市规模, 并对城市空间规模增长进行适当的管理。
智慧城市建设与生命城市理念 第10篇
2009年以来, 智慧城市的浪潮逐步席卷全球, 很多国家展开了全面的实践探索。目前欧洲、美国和部分亚洲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也使之成为新时期, 全球应对城市发展问题的战略选择和城市间竞争的制高点。我国于2010年开始, 全面展开了智慧城市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20多个城市将智慧城市纳入“十二五”规划, 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兴的城市发展理念和形态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实践。
根据智慧城市的功能特点及未来城市发展演变的趋势, 从技术应用层面来看, 智慧城市是以物联网、互联网等通信网络为基础, 通过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方式, 让城市中各个功能模块彼此协调运作, 以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模式[1]。但智慧城市建设又不单单拘泥于技术, 需要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考量其规划、设计和建设。可以说, 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人们对它的认识和实践才刚刚开始, 因而选择一个能够兼顾各方, 促进多元素和谐发展的理念作为指导便显得尤为重要。
1 国外发展经验和我国现状
1.1 国外发展经验
表1给出了国外部分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可以看出这些发达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起步较早, 规划较为详尽, 多以自有核心技术为依托, 基于自身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展开, 经过若干年的建设目前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明确的建设目的, 详尽的设计规划尤为值得我们借鉴, 如法国orange M2CITY、韩国LG CNS、日本NEC等等这些高科技平台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各自领域展现着自身作用, 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2 我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智慧城市的发展十分迅速, 截止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外公布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经达到193个。目前具体展开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 并且多以宽带互联网为主要切入点展开。随着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目前,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缺憾就是没有宏观全局的“顶层设计”[3], 同时由于规划统筹力度不够造成各部门独立建设形成“信息孤岛”无法共享, 由于依赖引进国外技术, 受限于此造成智慧程度不高[4], 被技术“绑架”, 造成轻视或是忽略了智慧城市软实力建设等问题。
2 顶层设计需要生命城市理念
建设智慧城市, 必须首先解决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问题, 这里的“顶层”, 是指逻辑的“顶层”, 而不是指处于“顶层”的设计对象[5], 可以说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重点关注的是建设目的问题, 大力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无非是为了解决当前城市发展所需要面临的问题, 更好的迎合人们的需求, 为人们提供一个多方和谐发展, 高效、幸福的生活环境, 这与生命城市理念所倡导的思想是一致的。
2.1 生命城市理念
生命城市[6,7]是以以人为本为原则, 基于安全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生命质量[8]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 城市能够最大程度抵御各种灾害, 城市管理者带领人民为了自由和幸福而不断努力着的人类栖境。生命城市理念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 以人的生命为本, 以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为本。从生命城市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来看, 其系统架构主要由生态系统、安全系统和执行系统构成[9]。生态系统主要由人居生态、人文生态、产业生态、生命支持系统生态、自然生态等构成。安全系统主要由住所安全、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安全、生产安全等构成。执行系统则主要是由概念设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建设以及运营管理等构成。
2.2 智慧城市与生命城市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发展生命城市和智慧城市的目的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在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从两者承载的建设内容来看, 生命城市的层级结构更为丰富, 涵盖了生态、安全、技术等多个方面, 但智慧城市囊括的技术性更强, 建设路径更为清晰。因此, 从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出发, 将两者有效结合, 以生命城市的理念和系统思想引导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可以有效的解决目前智慧城市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时, 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应用层面来看, 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类生命体系统, 智慧城市的发展创新也会在某些方面对生命城市理念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
2.3 顶层设计路径选择
为了更好的阐明两者的关系, 凸显生命城市理念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引导作用, 我们可以将智慧城市建设划分为主体层、应用层以及技术层三个维度。主体层主要包含政府、企业、市民等要素;应用层主要包括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等应用层面要素;技术层主要包含感知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云技术等。通过对上文生命城市理论系统和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可以看出, 生命城市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主体层面和应用层面, 具体如下:
1) 在出发点上:生命城市理念关注实际需求, 强调多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兴的城市发展理念和城市形态是在科技进步和城市发展现实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产生的。不同地区, 不同的背景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应有不同的发展蓝图以及侧重点, 尤其对我国而言, 东西部发展差距比较大, 采用统一模式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或被相关技术“绑架”是不适宜的。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应打破局限于多为现有智慧工程改造升级, 各自独立建设的单一模式, 着眼于自身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和需求, 从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多维度通盘考虑, 主体层面多方参与, 协调设计规划。在这一点上, 生命城市理念的以人为本, 生态系统思维很值得借鉴。
2) 在设计理念上:生命城市理念注重系统构建, 凸显安全与质量。
智慧城市有别于数字城市、智能城市, 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 而是“自然、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管理、服务”等等多方面组成的类生命体系统, 不是目前传统的规划方式方法所能够实现的。这也就要求智慧城市建设必须采取全方位、动态的规划设计, 注重智慧城市系统的构建。同时, 还应该重点关注安全和质量, 因为安全是智慧城市的第一内涵[10], 质量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保证。
3) 在执行路径上:生命城市理念关注城市宏观规划与建设, 重视运营管理。
智慧城市建设不能片面的强调技术的推广以及应用, 也不应该单方面的强调构建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先进应用系统。因为智慧城市也是城市, 不是孤立的城市形态。应把智慧城市建设放到城市整体的宏观规划建设当中, 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 立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展开相关建设。建设过程中, 应因地制宜重视规划设计, 注重过程管理, 重视建设成果对整体城市发展的影响。
3 结语
本质上, 智慧城市与生命城市都是一种人们所期望构建的社会形态, 都旨在为人类提供一个高效、安全、自由、幸福的栖境, 都期望人们赖以生存的城市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从顶层设计上来讲生命城市和智慧城市可以互为指导, 互为路径指引。事实上, 对于智慧城市和生命城市的内涵、建设方法、实施路径和运营模式等重大问题仍存在一些争议, 尚待不断的研究和实践。本文仅从顶层设计的视角展开了相关论述, 希望给探索中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新的启迪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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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拥军.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宜用“梳子型”[N].中国电子报, 2014-04-23 (9) .
[6]郑鹭, 王庆春.多灾环境下的生命城市开发[J].生态经济, 2005 (5)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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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庆春, 王楠楠.生命城市的概念模型与层级结构研究[J].生态经济, 2010 (3) :147-152.
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城市景观 第11篇
一、青岛市市区城市景观要素
从封建王朝的统治领土,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城市:从解放后的城市复苏发展,到今天形成富有生机的新青岛的城市格局,青岛的城市发展与设计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形成了属于自身独特的城市景观。
1公园和广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青岛市规划设计了一部分公园和广场,并一直保留至今,但无论从规划布局,还是景观效果上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岛最大的综合性公园中山公园建立于1901年,已经由当时单纯的植物园发展成为融植物园、动物园、游乐园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公园,许多大型公共活动及节日庆典都会在这里举行。另外,老青岛的标志性建筑物,栈桥已经由1891年的码头,变为今天的栈桥公园。
近些年来,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高密度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各种层次的空间,空间的围合产生了商业广场、娱乐广场,这些广场极大地丰富了城市景观。
2建筑。青岛是一个殖民地色彩非常浓重的城市。1897年,青岛被德国占领,1914年又沦为日本殖民城市。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这座东方城市融入了许多西方文化元素,而青岛的建筑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在城市景观中的一种缩影。德国统治时期下的青岛城市规划和单体建筑设计,无一不体现着日耳曼民族的严谨与规则,今天我们看到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欧陆式风光以及充满神秘色彩和韵味的“老楼故事"J2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的再现和升华。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城市中,高层的现代化建筑不断拔地而起,势必与老青岛的建筑群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如青岛八大关建筑群和青岛火车站与周围建筑的对比。因此,如何合理的融合现代化建筑与历史建筑,使两者发生关系,是青岛城市景观设计面临的一个较大的挑战和难题。
3水体。青岛市市区有两条河流流经,即李村河和海泊河,在景观设计上有巨大的潜力和机会,如规划滨水公园、广场及其他各种公共开放空间,将城市绿色开放空间和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青岛市市区城市景观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4道路和街道。城市的道路系统不仅是城市交通的枢纽。同时不同道路和街道也为城市提供了不一样的景观效果,街道景观是城市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青岛的城市发展史当中,道路和街道最早是由德国殖民者规划和设计的,而其最初的功能是连接港口和码头的交通枢纽,从而发展城市的商业贸易活动,刺激城市的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青岛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道路网络结构以延续城市交通系统的文化脉络,直到1994年,随着市政府的东移,产生了东部地区新的道路和街道规划设计,如何重新繁荣和建设老城区的原有的商业及林荫大道,如何能把新建道路和街道与城市老街相互连接与联系也许是一个摆在青岛城市规划及景观设计面前的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二、青岛市景观网络结构
从宏观方面,也就是着眼于整个青岛市范围论述一下青岛的城市景观。
青岛市境内共有三个主要山系,即北面大泽山系、南面胶南山系、东南崂山山系。其中,胶南山系主要包括大珠山和小珠山,而高达1132.7米的崂山主峰是中国18000公里海岸线上的最高峰,三大山系植被丰富,落叶阔叶林覆盖并混有热带、亚热带以及东北一带的植物。全市共有大小河流224条,可以分为三大水系,即大沽河、北胶莱河以及沿海诸河流,然而前两者发源于青岛地区北面,结束于青岛市区之外,缺乏与市区内水系的连接性。
青岛市海岸线狭长且多蜿蜒曲折,岛屿环绕,山岭岸角之间构成形态多异、特点不同的多处海湾,以胶州湾最大。湾内港阔水深,风平浪静,海水终年不冻,为天然优良港湾,湾口为青岛港。因此,在21世纪,为了建设具有自身城市景观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青岛制定了“一湾两翼”的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即“两翼”环抱“一湾”,“一湾”为胶州湾;“两翼”分为东翼和西翼,即东部海岸线一带崂山景区和西部海岸线一带大珠山和小珠山景区。不难发现,沿胶州湾在两翼之间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机会发展绿色开放空间,通过公园、绿地、花园等形式可以在东翼与西翼间建立一条绿色链接,同时,也实现了青岛市区内绿色开放空间的延伸与扩展。
城市经济建设论文 第12篇
(一)
走出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 湿润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那种感觉真好。行进在通往市中心的景观大道路上, 一边是美丽的海景, 一边是鳞次栉比的红屋和私人公寓, 一幅绚丽多彩的岛国风光展现在眼前。大道的两侧都是宽大的绿化带, 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 郁郁葱葱, 青翠欲滴。有一种高大的乔木我特别喜欢, 它纵横交错的枝杈向天空伸展, 浓密的绿叶将巨大的树冠包裹得严严实实, 远远望去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 所以当地人叫它“雨伞树”。那巨大的树冠既可以为行人投下片片浓荫, 又能遮挡不期而落的雨滴。
整个新加坡犹如一座万紫千红的美丽园林。走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 无处不是花卉满目、树木映天;在街区旁、行道边、步行梯两侧……到处都是一片绿, 一串藤。那长廊绿带和青砖红瓦相互映衬;那棕榈树阔大的羽叶随风摇曳;那热情的芍药、奔放的胡姬、妩媚的山茜……这一切, 汇织出了一道靓丽的街区风景线。
在新加坡, 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个意为“和平与宁静”的圣陶沙。它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度假岛屿, 它的优雅恬静让人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从空中低头俯瞰, 整个小岛仿佛一个长圆形的翡翠项链, 静静地躺在蓝色的海洋中。在蔚蓝的海面上, 小岛笼罩在碧云翠烟之中, 绿得像祖母绿宝石一样。岛上青葱翠绿, 湛蓝的海水环抱着岛上的美人蕉、南洋杉、椰子树……各种色彩缤纷的热带树木和花卉, 共同谱写出这热带风情。
在新加坡, 我深深感受到,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精心地规划过, 所有的空地都被最大限度地绿化了, 绿树、草坪、藤蔓植物和锦簇花团把新加坡装点得异常缤纷绚丽, 令人不得不由衷地赞叹:新加坡, 不愧是“世界花园城市”!
(二)
“花园城市”这个概念是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的, 中心思想是使人们能够生活在既有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又有美好的自然环境的新型城市中。
新加坡, 从1965年建国时开始, 便引入“花园城市”的理念, 并坚持不懈地贯彻实施。
据友人介绍, 在打造“花园城市”之初, 他们实行绿化净化, 大力种植生长快、树冠大的高大乔木, 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较高的绿化覆盖率。
70年代, 他们制订了道路绿化规划, 加强环境绿化中彩色植物的应用, 强调特殊空间绿化, 在绿地中增加休闲娱乐设施。
80年代, 他们开始引进更多色彩丰富、浓郁香气的植物, 增设专门的休闲设施。
90年代, 他们重点发展各种主题公园, 建立大公园生态廊道系统, 实现花园城市构想。
进入21世纪, 他们主张建立五种主题街道, 进行城市空间立体绿化。
近年来, 他们又强调建筑空间向上发展, 以保护历史建筑和生态环境, 并鼓励阳台绿化和屋顶花园建设。国家公园局还推出“空中绿意津贴计划”, 鼓励现有建筑业主在建筑内设置垂直绿圃或屋顶花园。
与此同时, 他们还将绿化走廊与步行系统结合, 以此形成网络联系全国的各个公园和组屋区的中心绿化带, 从而提高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质量。
通过打造“花园城市”, 目前新加坡绿化覆盖率达到50%左右, 人工绿化面积达到每千人10.5亩, 园林面积达到9500多公顷, 占国土的近八分之一。
(三)
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 得益于自上而下的长远和全局规划。
早在建国初期, 新加坡就把规划作为政府的第一资源、第一责任, 聘请国际知名专家, 历时4年, 高起点、高质量地编制了概念规划和多层次规划, 其中就有公园绿地系统规划, 强调绿地分布应均衡, 主张建设少占用地。近年来还大力推行特色规划, 对城区公园干道、森林区的林间道路、海岸线的海岸路、郊区的规划公路、主要出入口的迎送公路等建设5种主题街道, 并实行绿化遗迹路保护计划, 保存或保护大树;又将大约3000公顷的树林、候鸟栖息地和沼泽地规划为自然保护区。
新加坡在城市规划中, 专门设立了“绿色和蓝色规划”部分。突出城市绿化带网络化, 各类绿地系统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合理布局:点是小快绿地;线是道路绿化;面是大公园、规划区内较大面积的林地。据资料显示, 新加坡目前有多达340个公园, 其中, 在居民区, 每隔500米就会有一个公园。在水环境建设 (蓝色规划) 方面, 新加坡规划修建了14个蓄水池、9座水处理厂、2个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湿地公园。
新加坡绿化目标非常明确, 规划设计也十分具体。他们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了不同的具体规划并严格实施。60年代, 制定了每个镇区中心有一个10公顷的公园的规划;80年代, 制定了将5%的土地设为自然保护区的规划等。从区域性公园、绿化带、街心邻里公园, 到停车场、高速路、人行道、高架桥、楼房立面等, 对绿化的位置、面积、标准、责任人都有明确规定。如建房规定绿化面积纳入规划蓝图, 作为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法令固定下来, 保证实施到位, 使房屋与绿化相互衬托。
新加坡主张公共绿地建设模式形成规划、建设、管理一条龙。如首先在用地上予以控制, 在各个环节上予以衔接, 公共绿地的负责单位只有一个 (即国家公园管理局) 。
(四)
新加坡能成为“花园城市”, 政府从法律上强化全民的绿化意识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新加坡陆续出台了《公园与树木法令》、《公园与树木保护法令》等一批法律法规, 要求任何部门都要承担绿化的责任, 没有绿化规划, 任何工程不得开工;住宅小区的绿化必须达到总用地的30%~40%, 住宅楼须距马路15米以上;在规划管理中, 要求报审的施工图中增加园林绿化设计;一年内不开工的土地必须绿化;任何人不得随意砍树, 包括自家土地上的老树, 对于违法砍伐树木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了5~7万元的高额罚款, 并在报纸上广为宣传等。
为了加强绿化管理, 新加坡制定了权责十分明晰的管理制度。绿化工作由政府主导, 采用种、管、养分离的方式运作。简单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绿化管养工作实行社会化, 技术含量高的复杂工作归国家公园局专业人才统一管理。比如城市道路两旁的绿地、树木是国家公园局管的;市镇中小区公园、绿地是开发商建设, 市镇理事会维护。
为了强化政府主导作用, 新加坡专门设置了国家公园局来负责全国绿化的计划、开发、养护、管理、指导、培训、研究、监督, 制定每年的绿化指标和园林绿化的规划蓝图, 实施各项园林和绿化工程等。目前, 公园局所管理的绿地约有9437公顷, 包括110万棵树和1200万棵灌木。
新加坡还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管理。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园林绿化电子档案制度,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 使操作人员轻易了解每棵树的生长地点、种类、年龄、施肥、修剪、喷药等情况;并且有一批专业植物师对植物的病虫害及生态情况进行监控, 科学管理。
(五)
新加坡之所以整洁干净, 与它的严格管理和严厉罚款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谁, 只要违反了新加坡的律法, 都不能幸免它的严厉处罚。所以, 新加坡被戏称为“罚出来的美丽花园城市”。
想要在新加坡砍伐有历史的树木基本是不可能的, 有些大树的砍伐成本甚至高达每棵100万新元。如果确实需要腾地方只能移植, 承包商必须在政府押一大笔钱, 直到树木移植成活为止。所有的行道树都有编码, 要砍伐都要经过重重申请。据悉, 著名的置业公司戴德梁行在新加坡, 曾因未经许可砍了一棵树而被重罚, 罚款和赔偿金达到78000新元。
普通民众在公共绿化产地破坏花草树木也会被罚款。如, 在公共绿化地攀枝折花将以破坏公物罪处罚, 罚款不少于5000新元, 同时处以一定时限的人身强制。
除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新加坡法律也向为绿化作出贡献的人提供奖励。例如有花园的住宅如果不筑围墙, 让花木供路人欣赏, 就可予减缴房地产税。而对城市绿化有杰出贡献者, 总统还可能会亲自授勋。
(六)
为实现“花园城市”的目标, 新加坡推行政府动员和全民参与的模式。
政府为鼓励公众参与, 在制定“开发指导计划”时, 将“开发指导计划”放在人群集中地公示, 并将这些规划制成小册子、图解甚至模型, 使更多的公众参与规划进程并提供反馈意见, 政府对有关规划文本也很及时公开。
政府要求社会公众从我做起, 从政府工作人员到普通市民, 都要坚持参加一年一度的植树运动;各居住小区、学校、企业都有自己养护的绿地;所有的绿化工程都征求市民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市民承包或租赁公共绿地、花木、公园设施, 推行全民管理方式, 形成了男女老少共同养护, 政府、单位、群众同心协力绿化美化城市的机制和风气。
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形式进行宣传, 政府每年会组织各种全国性的环保运动以及各类教育活动, 引导民众珍视身边的环境。并编有《绿化须知》、《住户手册》等规章条例, 政府与居民共同建设与维护小区的优美环境。所有入境新加坡的旅客, 都会十分方便地得到一张新加坡《绿色指南》。
新加坡学校有一门专门的环保教育课程, 帮助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此外, 每所学校还要至少成立一个环保俱乐部, 并不定期参观垃圾岛等环保教育基地, 让学生亲身体验环境对国家的重要性。
由于政府鼓励公众参, 诞生了NPorks, 这个组织, 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管理模式。在新加坡有200多个公园组织, 人们自发地为这些公园的建造筹款。如今这个组织已在新加坡大约3318公顷的公共区域建造了300多个公园, 它还负责3327公顷的自然保护区、100多万棵树木的管理工作。NPorks改变了新加坡人的绿色价值观, 增强了人们及整个社会对周围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
正是公众的积极参与, 绿化意识深入人心, 在这里, 没有人践踏绿茵, 没有人采摘花木。自行车、摩托车也停在树边, 但就是没有人将车锁在树上或靠在树身。人们出于自然的呵护, 都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新加坡在建设“花园城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他们并没有止步, 目前正在向建设“城市花园”的迈进。在他们看来, 所谓“花园城市”是花园在城市中, 而“城市花园”是城市在花园中。为了“城市花园”的目标, 他们编制了建设规划。“城市花园”的设计方案是从全球24个国家170个公司的70幅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南部公园、东部公园、中心公园作为“城市花园”的主要组成部分, 总占地约101公顷, 建成后整个海岸线将被公园连为一体。“城市花园”——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是一个创举, 新加坡将为我们奉献更加美丽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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